特殊时期的毕业情结

　　○丁梦林的北大毕业证书

　　○特殊时期的巢县二中毕业证

　　○丁梦林正在讲述当年在北大的日子

　　从1966年到1976年整整11年，世界人口最多、急需各种人才的中国是没有高考的，半瘫痪的大学也只能接受获得推荐的工农兵学员，通过这11年的空白，许多年轻人失去了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多少是一种遗憾。

　　1965年最后的高考

　　高考制度是始于1952年，从这一年到1966年“文革”前，高校招生实行的是全国统一命题，一次考试、分批录取的办法。

　　丁梦林先生便是“文革”前最后一批高考生中的一员，说起高考时候的事，他记忆犹新。“当时高考与现在截然不同，那时候是先填志愿，再参加高考。考完后等到8月中旬以后，便会有录取通知书寄到学校，如果没有任何通知书的，便说明没考上。”当时，丁梦林是在上海奉贤区的一所县高中就读，他现在还记得，班主任拿着北大的录取通知书来他家的情景。“当时我们学校我是唯一被北大录取的，班主任高兴地跑来我家给我送上通知书，家人都为我感到高兴。不过在当时是不会公布高考分数的，因此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我高考到底考了多少分呢！”

　　1965年，丁梦林搭上“高考”末班车，顺利进入许多人梦想中的北大就读。可好景不长，1966年，“文革”开始了，最早还是从北大开始的。“第一张大字报就张贴在食堂的东墙上，当时我们都有些不知所措，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仅仅完成学业一年，北大便全面停课了。“哪还有人学习啊，学校早就没有了学习的氛围，大家都忙着批斗去了。” 丁梦林告诉我，当时学的专业是五年制的，而真正学到东西的，也只有一年。

　　1970年3月，丁梦林提前从北大毕业。当时大学毕业后会统一分配工作，1971年，丁梦林与数百位北大、清华毕业生一同，分配到安徽工作，而丁梦林则被分配到了合肥市教育局，后来到合肥一中任职，从此他便在合肥扎下了“根”。

　　“因为我们当时上学并不完整，学校也处于瘫痪状态，所以毕业后直接就被分配了，哪有什么毕业晚会，连毕业证都没有。直到1980年，我才收到北大的毕业证书。”丁梦林感慨道，“‘文革’结束后，可以选择重新回学校读书，但那么多年过去了，早没有那份心思，这多少是一种遗憾吧。”

　　工农兵大学生诞生记

　　1970年到1976年，“工农兵”和“大学生”，这两个本来没有必然联系的词汇一经结合产生了惊人的“化学反应”，一场前所未见的高等教育模式成为事实。

　　时间回到1970年，“文革”初期的混乱场面已渐渐平息。而关于恢复大学招生的议论，也成为当时社会日益关注的焦点。5月27日，北大、清华两所大学提交《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具体意见（修改稿）》。在集中了各大学意见的基础上，政府也形成了恢复办大学的思路。这个思路就是：恢复开办的大专院校，学制要缩短，要从工农兵中选拔、推荐学生。

　　一个月后，中共中央批转了《关于北京大学清华大学招生（试点）的请示报告》，报告指出：经过三年来的文化大革命，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已经具备了招生条件，计划于本年下半年开始招生。招生办法实行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相结合。后来人们把这些从工农兵中选拔的学生称为“工农兵大学生”。

　　1970年开始，高等学校在停止招生6年后，恢复部分学校的招生，而所有的学员都是“工农兵学员”。新的招生办法无须进行入学考试，而由群众推荐、领导批准和学校复审。那些政治思想好、身体健康，年龄在20岁左右，有相当于初中以上文化程度的工人、贫下中农、解放军战士和青年干部，还有在单位表现特别突出的人，一经当地“革命委员会”推荐，政治审查合格后，即可成为“工农兵大学生”。

　　市民戴先生便是“工农兵大学生”之一。“按照常理来说，学生到学校主要是学习。但工农兵大学生的学习时间却被大量的活动和课外劳动占去了。而且学校三天两头组织大家学习‘两报一刊’的文章。这几乎让大家觉得没有学习的时间。”

　　戴先生告诉我，当时学校里工农兵学员中，大部分学员都是初中文化程度，其比例达到60%，另外还有不少人只有小学文化水平。“一些人听不懂老师讲什么，一些人不会做课堂笔记。还有一些人上了几天课后根本就学不下去。”

　　据戴先生介绍，工农兵当中，只有

　　少数人获得推荐成为大学生。“因此我们班上大部分人学习都很刻苦，毕业后许多人后来还跻身社会中坚，或成为专家、学者，或是业务骨干。”

　　毕业证上的毛主席语录

　　在狂热的“文革”年代，各种政治标语、宣传口号及领袖画像贯穿于一切工作和生活中。各种生活文化用品，大到家具电器，小到锅碗瓢盆、书刊文具，都保留着那个年代的鲜明印记，如“忠”字、毛主席语录、最高指示等等。

　　“文革”十年，《毛主席语录》发行量达50亿册，创造了我国图书出版发行史上的最高纪录。那时，每天吃饭前、睡觉前必须背诵一段主席语录，甚至夫妻吵架都要引用毛主席语录。一说到“红宝书”，很多人都记忆深刻。

　　市民刘建军至今还保存着自己1974年的高中毕业证，看着这张毕业证，他感慨万千。“实事求是地说，我们这些‘文革’十年间的高中毕业生，单就学业水平而言，连如今的初中毕业生都赶不上，当然，这不是我们自身的过错，而是那个时代的责任，也是那个时代的悲哀。当年学习在我们很多人眼里并不是很要紧，因为学习再好也没多大用处，因为没有高考上大学之说。”

　　“我们应该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知识分子如果不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则将一事无成。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这些是印在刘建军毕业证上的毛主席语录，可见当年的毛泽东思想已经照耀到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

　　时光流转，再看看如今自己儿子的毕业证书，刘建军感触颇多。“仔细瞧瞧我那高中毕业证，说起来也真够单薄、寒酸的。对开四页，简简单单，既没有压膜，也没有烫金，更没有精致的塑料包裹，其最醒目的当属那脱不了的时代特色。”

　　“最初怀揣这份毕业证的时候，我的人生路途并没有多项选择，考大学不允许，留城当工人没希望，唯一的前途就是身不由己地‘上山下乡’，这就是当年我们这代人的奋斗经历。”

　　□王晓峰 康蓓晨/文 马启兵/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