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霸国家”是如何炼成的?

　　无论是美国总统奥巴马雄心勃勃的“力争上游”计划，还是加拿大的“促进学生成功”行动、巴西的“证明巴西”测试，越来越多的经济体意识到，要在未来的世界竞争中稳居上游，仅仅为一小部分人提供精英教育是不够的……由于PISA已经发展为一项具有权威性的研究，因此PISA的测试结果得到了世界各地政策制定者的重视。经合组织(OECD)依据PISA等研究结果所提出的政策建议对各国政府很有影响力，起到了“软政府”的作用。本版选取的是PISA中那些取得好成绩和取得飞速进步国家的教改经验。

　　芬兰：“教育全球第一”的秘密何在

　　“对于亚洲社会来说，芬兰从来都不是焦点：没上过新闻头条，旅游拼不过隔壁邻居瑞典，连驰名天下的诺基亚，也鲜有人知是芬兰品牌。然而不知不觉间，芬兰以炫目的教育成就震惊了世界……”由于在PISA测试中的卓越表现，近年来，越来越多的亚洲家长，包括中国家长，把目光投向了这个北欧小国。

　　仅在40多年前，芬兰教育尚且“积贫积弱”

　　过去十年，芬兰的一个地方有望成为旅行经济新增长点，那便是学校！每年，成百上千的教育家、政策制定者会光临赫尔辛基，试图找寻芬兰教育成功的秘密。

　　自2001年PISA首次公布以来，芬兰就以总分第一的成绩多次捧走冠军。并且，没有一个国家像它那样，学校几乎没有差异，不同地区的学生成绩差距在所有参评国家中最小。

　　优质均衡的基础教育成就，让芬兰赢得“教育全球第一”的美名。不过，芬兰并非一开始就是“尖子生”，就在40年前，芬兰的基础教育可谓“积贫积弱”。

　　2000年以前，芬兰很少在世界上有关卓越教育的榜单上露脸。在1962-1999年的5次不同的国际数学或科学测试中，芬兰学生的成绩从未达到平均分数线。

　　这与芬兰的历史密切相关。芬兰是个年轻的国家，1917年脱离苏联独立，此后经历二战，损失惨重。以至于，上世纪50年代，芬兰大部分年轻人完成了六年基础教育后便离开学校，只有居住在城镇的青年会进入中学。中学教育分两种：一类是由城市筹办的市民学校，提供三年以上的教育，此后学生有望接受更高层次的职业教育；另一类是文法学校，提供五年以上的教育，通往学术类高中，然后是大学。

　　但在1960年代，文法学校的学生人数呈几何级增长，从3.4万人增至27万人。这种增长反映了普通芬兰人对子女所受教育的更大期望。国家领导者也关注到这种民意，从50年代起，开始补贴民办学校。

　　如何重建教育体系，成为芬兰在战后各项政治议程中的首要议程。

　　用最少时间，教出学业表现卓越的学生

　　1945年，芬兰在战后成立第一个教育委员会，聚焦小学教育，强化以孩子为中心。1946年，第二个委员会诞生，聚焦系统层面，倡导建立服务所有学生的综合学校。不过，该理念引发许多反对，直到十年后才被重提，委员会提议由政府举办九年制综合学校，文法学校和市民学校最终都要被整合进去。

　　“难道所有年轻人都要具有很高的教育水准？”“所有学生都需要掌握除芬兰语和瑞士语外的第三种语言吗(文法学校的要求)？”“社会真的需要他们这样吗？”此后整整十年，改革准备在争论中缓慢而又扎实地推进。改革最终在1972年启动，直到1977年，新综合学校体系覆盖全芬兰。

　　多数分析家认为，这项倡议是后续一系列改革得以开展的前提。“综合学校不只是学校组织形式，它体现的是有关每个孩子应该得到什么的教育思想，以及深层次的社会价值体系。”芬兰教育故事对外解读者帕思·萨尔伯格说。

　　立法保障了教育的政策框架，但这似乎无法对芬兰教育的成功故事做出完全解释。要知道，在北欧，芬兰并不是唯一创建综合学校结构的国家。

　　在OECD国家中，芬兰也不是生均经费最高的国家，教师薪资也处于中等水平。更令人吃惊的是，芬兰学生的学习时间很少——在初中，芬兰教师每年的教学时间为600小时，800节课，按每节课45分钟、每天4节课计算，余下时间孩子们在室内外接受兴趣课。而在美国，中学教师每年教学时间为1080小时，按每节课50分钟，每天6节课计算。

　　金钱、时间投入都无法成为芬兰教育成功的重要原因。一个普遍的解释是，芬兰优秀的教师团队。

　　过去20年，芬兰推出的国家核心课程绝非内容翔实的“道路地图”，而只是一个框架，让教师决定教什么、如何教，这需要教师高度的专业性与工作热忱。

　　二战后，芬兰就逐步提高新教师的入职要求，把教师资格从师范学院提到大学层次，并最终要求从学前到高中的所有教师都具有硕士学位。它能实现的前提是芬兰的“教师热”。2010年，芬兰8所大学提供660个针对小学预备师资名额，结果引来6600多名申请者。对教师的尊重，给予最大自主权，这都让芬兰最聪明的学生愿意当老师。

　　“小国寡民”的胜利，还是“边缘国家”的危机感？

　　许多人认为，芬兰的教育成就就是“小国寡民”的胜利——人少，每个学生自然能获得最好的关注。问题是，芬兰并非世界上唯一的“小国”，它的近邻丹麦、挪威也是如此，却没有取得像芬兰一样的教育成就。

　　“小国寡民”，恐非最佳解释。

　　有分析认为，芬兰的卓越教育的原因有些是文化性的。“我们是一个小国家，世界上其他国家的人都认为这是一个奇怪的地方，在这里，人们说着一种其他人都听不懂的语言。过去半个世纪，我们发展了一种理念，即教育每一个国民是让我们小且独立的国家得以存在下去的唯一方式。同时，这也是我们与大国，与那些具有其他福祉国家竞争中的唯一希望。”帕思·萨尔伯格说。

　　也有观点认为，芬兰提出综合学校理念的宏大背景是在全球寻求经济公平的诉求。上世纪90年代，芬兰启动了加入欧盟的进程。随着苏联解体，芬兰失去了主要的贸易伙伴，只能使出口战略变得更为多元。此外，更大的刺激源于90年代金融系统崩溃引发的经济衰退，当时，芬兰失业率达到20%，公共债务超过了GDP的60%。

　　芬兰不可能依靠劳动力密集型取胜，求生存必然依靠智慧密集型。这对学校发出强有力的信号，不仅要强化数学、科学和技术的教学，还要加强创造力、问题解决、团队合作的能力，以及跨课程项目的开展。

　　当然，芬兰的教育也正遇挑战，比如，如何把持续增加的移民接纳到学校中，如何不断地从高素质人才中选拔教师，如何更好地应对高中阶段普职分轨的未来。芬兰人意识到，过去几十年的教育改革已被所谓的“伟大梦想”所渲染，他们达成共识：构建一个均衡社会，山村学生也能接受扎实的九年基础教育。但，瞬息万变的经济社会需要新共识，足以伟大到能引发下一轮改革的理念。

　　巴西：“学弱”国家高歌猛进提振教育

　　巴西不是“学霸国家”。自2000年参加PISA测试以来，成绩始终位于OECD500分的平均分数线之下。但，这个南美国家在PISA排位上的快速前移却不容小觑。尤其在过去十五年，巴西经济焕然一新，与俄罗斯、中国、印度并称“金砖四国”，经济上的崛起与巴西在教育上高歌猛进的改革势头不无关联。

　　从1500年葡萄牙探险家到达巴西，到1888年巴西废除奴隶制，长达400年的时间里，教育从未成为巴西政府的主要议题。1930年，巴西首次建立联邦文化教育部，但在以原材料和小商品教育为基础的经济状况下，巴西的教育质量未见起色。在脱胎于奴隶制的农业制度下，巴西人认为只要培养占人口10%的精英，就可以满足治理国家的需求。

　　直到20世纪90年代，经济上的崛起让巴西意识到教育落后正成为发展的绊脚石。1994年，卡多佐当选巴西总统，1996年，巴西出台了全国教育方针与基础法(LDB)，这成为现代巴西提振教育的起点。

　　三年后，PISA测试摆在卡多佐面前，他清楚，巴西很可能在排名中垫底，但他也敏锐地感觉到，巴西会从参评中受益，它可以测试学生使用校内外所学知识的能力，最终的价值是将动员整个国家追求更好的教育。

　　卡多佐是对的。尽管巴西在2000年PISA测试中排名最后，但一场全国范围的教改就此起航。通过成立基础教育和教师专业发展基金会(FUNDEF)，巴西保证州市获得公平的资金支持，改变了过去大多数资金留在大城市，小部分资金留给小城市的做法。在此期间，全国教师工资增长了13%，贫困落后东北部教师工资增幅则高达60%。巴西政府不断增加教育投入，在GDP中的比例由2000年的4%提高到2009年的5.2%，最近的目标是提至7%。

　　1996年改革的另一个重点就是把国家教育研究所变成独立的统计组织，负责全国教育评估，并推出了与PISA测试相对的“证明巴西”的普测和“基础教育发展指标”，所有结果全国公开。这种问责制度给学校、当地政府都增加了公共压力，迫使学校领导与教师、社区以及市级监管人员不断讨论提升策略。要知道，2021年巴西独立200周年前，PISA测试要达到平均成绩，已作为战略高度下达到巴西的学校中。

　　改变已经出现。当代巴西的公立基础教育覆盖了全国95%的人口，过去十年，巴西在PISA测试中的大幅提升绝对可获“最佳飞跃奖”。教育部哈达德部长说，“对巴西来说，20世纪是一个失败的世纪，因为我们国家没有解决教育改革的问题。也许是第一次，我看到了全国都在动员，目标设立后得到所有人的赞同。我知道面前的任务很艰巨，但巴西正在抓住机会解决难题。”巴西在教育上的作为与后劲让其他世界经济体难以忽略。

　　德国：知耻而后勇

　　德国一直认为自己拥有世界上最高效、最公平的学校体系，尤其是实科中学和双元制教育模式，为德国提供了各领域紧缺高素质人才。但在2000年PISA测试中，德国成绩位列平均线以下，这如同一记重棒，敲醒了坐在历史成就上的德国人。改变中学结构，提高教师素质，过去十几年，德国发起改革重振教育。

　　德国学生接受了小学义务教育后，会被分流到三种学校：能力较低的大多数学生被分到国民学校，后来叫职业预校，接受几年的教育后获得相关职业资格；能力较高的学生进入实科学校，被授予一种资格，还可申请更多培训，以便可从事更有声望和体面的工作。最好的学生分流到文理中学，准备高中毕业考试，这也是通往职业、从教和其他上层公务员的唯一道路。

　　所谓“双元”教育体制是将公司的学徒制和职校的职业教育相结合，学徒一边在公司接受实践培训，一边在职校里学习理论。

　　原本，分流到国民学校再通过双元制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比通过文理学院进入大学的毕业生薪水还要高，这本身也是双元制吸引人之处。20世纪60年代起，德国经济迅速发展，高素质劳动力短缺。文理学院学生也在进入大学之前，通过双元制获取某一种资格证书，确保自己不会失业。结果，越来越多的国民学校学生难以获得雇主提供的培训机会，原有的三轨分流制度慢慢改变。

　　第一次PISA测试在2000年实施，侧重阅读素养。“四分之一的德国15岁学生不能流畅阅读，德国高危学生的成绩更是全球最差。”结果震动了德国，多次受阻的教改迈开大步。德国开始建立教育国家标准，加强幼儿园教育，加大对孩子特殊语言和不能流利讲德语的家庭的培训投入，更多的投入用于教师培训，现代管理理论在学校推进，学校工作人员被赋予更多的自主权……

　　折戟PISA测试，不少德国人将此归责于三轨分流制度，于是一些州开始把学生分流时间从原本的10岁推至12岁；允许任何类型的初级中学学生就读任何类型的高级中学等。针对语言问题，联邦政府引进项目，对幼儿园学生进行语言培训，在升入小学时，确保德语水平与德国人一样理想。

　　改变不能一蹴而就，如今，更大规模的教育改革正在德国推进中。近年，德国学生在PISA测试中成绩逐步提高，不久，改革的成果或许会愈加明显。

　　日本：世上最怕“认真”二字

　　提起日本学生成绩好，不得不提充裕的学习时间。长期以来，日本公立学校学生一周学习6天，每天的课后作业要几个小时完成。暑假只有6周，且常用来做些研究。大多数学生完成常规校园学习后，还花大量时间接受各种家教辅导。

　　日本课程体系可用“严苛”形容，课程衔接极为连贯，学期间课程的更迭按内在逻辑逐渐增加难度。课程大纲要求所有水平的学生都要掌握大量的事实材料，诸如煤矿的不同种类，位于地球另一端的国家内的河流位置，或者很久以前在日本之外重大事件发生的时间等。

　　在日本，所有学生都要求掌握同样高要求的课程，这是实现教育成果公平的有利准则。日本人普遍相信一个人的考试水平更多取决于自身学习是否努力，而非天生智力。

　　日本学生努力学习的原动力是对学生获得优秀成绩进行切实的奖励：被父母赞赏，进入一流大学。更重要的是，在精英云集的社会，雇主和社会对学业成就极为重视。

　　日本教师一直是公务员中收入最高的阶层，吸引不少年轻有为的人当教师，这是日本教育成功的重要原因。每隔几年，当地政府会把教师和校长重新分配到不同学校，确保优质教师资源在学校间分配公平。值得注意的是，日本在教育上的投入远低于欧美，但教育效果却比大部分国家好。这是因为日本教育从不追求教学楼的奢华、全彩光面的教科书，也不浪费在非教学人员身上，而是切实用在学生和师资上。

　　日本学习课堂的高度互动性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日本教育观察家哈罗德·史蒂文森曾这样描写道：一位女老师带着装满各种瓶子的纸袋走进教室，让学生找出辨别哪个瓶子容量最大的方法。学生们分成小组，用煮水等各种方法进行测量，并在黑板上记录实验过程和数据。在史蒂文森看来，日本课程通常始于一个实际的问题。教师提问不在于让学生得到正确答案，而是启发思考。也基于此，日本教学对待错误的方式颇有启发。即便是错误答案，老师也会让学生思考错误原因，找出解决方法。

　　在日本，教师与家长保持高频率沟通。全社会通过媒体仔细了解整个国家教育情况。一个人在考试中取得成功不仅体现了个人能力，还反映了母亲、其他家庭成员和老师的努力。他们共同承担失败的责任，这也催生了要取得成功的压力。

　　注：本版内容部分摘编自经合组织教育研究报告译丛(唐闻佳 张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