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尊重复旦学生为同学求情的权利

　　近日，由复旦大学177名学生联合签名的《关于不要判林森浩同学“死刑”请求信》寄往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随之一起的还有另外一份《声明书》。在请求信里，177名学生请求法院不要判林森浩同学“死刑立即执行”，希望国家、社会、法院综合考量，慎重量刑，能给林森浩一个重新做人的机会，让他洗心革面，并在将来照顾受害人黄洋的父母。

　　这封请求信经媒体曝光后，在社会上引发巨大争议，包括黄洋父亲在内的许多人，都表示不能接受请求信的内容，纷纷指责签名求情的复旦学生。偏激者怒斥“丧尽天良的不止罪犯一人，还有177人”，质疑者批评“这肯定又是律师出的馊主意”。然而需要强调的是，法律赋予了每个人自由表达的权利，即便大部分人都不认同请求信的内容，也不能剥夺复旦学生表达请求的权利，相反还应该学会尊重这一公民权利。从某种意义上说，177名学生可以请求法院慎重量刑，网民也可以呼吁判处“死刑立即执行”，虽然双方所要表达的内容迥异，但都是表达权利的一种呈现，这在权利性质上都是一样的。只要这封请求信建立在“真实表达”的前提下，就应该获得尊重，网友大可不必以激烈的言辞予以谩骂。

　　《法制晚报》昨日还原了请求信的出炉内情，它确实是律师建议下的产物，但并没有违背“真实表达”的前提，没有任何干扰胁迫的因素掺杂其中。这说明177名学生为投毒者求情，在法律层面上并无问题。而且，请求信本身也是社会舆论的一部分。尽管它的代表性还不够大，反对和批评的声音还比较强烈，但仍需要予以尊重。你可以不认同，可以批评，可以质疑，但不能一味谩骂，甚至进行人身攻击。社会需要“求同存异”，而不是“求同伐异”，如若不然，不但无法消弭社会认知的差异，而且有可能落入民粹主义的泥潭。

　　抛开最后的量刑请求，这封请求信关于投毒案的省思与公众几无差异。信中用“极为难过、极为悲痛、极为同情”表达对黄洋的情感，用“极其恶劣的禽兽行为，永远被人唾骂”评判投毒案，用“应终生忏悔、内疚、自责，必须接受法律的严惩”表达对林森浩的愤怒。换句话说，这177名学生在请求信中并没有试图去减轻林森浩的罪责。既然关于案件本身并没有多大差异意见，为什么请求信会招致那么多人的不认同？这种不认同集中在量刑上，请求信体现的是一种“减少或废除死刑”的司法观念，而社会上更多是“不杀不足以平民愤”的传统思维。这两者之间发生碰撞，高下立判，前者尚处于绝对弱势地位。两种思维都有一定的合理性，没有绝对的对与错之分，关键还要看是否切合中国的现实国情。

　　一方是请求“给他一条生路”，一方是呼吁“死刑立即执行”，这都属于社会舆论场上的正常反应，都是一种正当合法的权利表达，都应该获得尊重和重视。毋庸置疑，社会舆论对于司法审判或多或少都会产生影响。在过往的一些案件中，尤其是一些社会普遍关注的案件中，比如药家鑫案、李天一案，有些家属和律师就曾用一些手段制造过舆论，试图影响司法审判结果。然而舆论毕竟只是舆论，人民法院当坚持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原则。去年以来，最高法也多次强调，不能因舆论炒作、当事方上访闹访和地方维稳等压力，作出违反法律的裁判。因此，在复旦投毒案的审判过程中，既要尊重177名学生和公众有表达意见的权利，同时更要坚持依法办案、依法量刑的审判原则。(丁建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