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考替考案引关注 舞弊屡禁不绝暴露制度缺陷

　　高考舞弊破坏教育公平，挑战社会诚信，应通过修订刑法，增设相应的罪名如作弊罪，来制裁相关作弊行为，加大违法成本。

　　6月22日起，各地高考成绩可陆续上网查询。

　　5天前，央视曝光了一起跨越湖北和河南两省的有组织高考替考案，河南省已查实违规违纪考生165人，其中替考127人。

　　不可否认，近年来，我国在防范高考作弊、维护教育公平方面已做了不少立法与制度建设工作，但在一些地方仍然存在缺陷。

　　权力运作轨迹显现

　　河南大规模替考事件发生在开封市杞县。

　　纵观近年来多起高考舞弊案，多发生在较为偏远的县市。

　　北京师范大学教育政策与法律中心主任余雅风认为，中国是熟人社会，特别是小地方、小县城，各部门官员接触密切，加之权力缺乏制约，容易发生高考舞弊案。

　　长期关注高考舞弊案的余雅风发现，近年来发生的高考舞弊案，特别是大规模高考舞弊案，有很大的权力运作的轨迹，可以看到权力部门在中间操作。

　　采访中，余雅风多次强调，要遏制权力。她认为，这与当下制度设计不完善以及权力制约机制缺乏有关，这亦是高考舞弊案屡禁不止的根本原因。

　　“保证每个考生有一个公平的起跑线，是公权力运行的最重要原则，也是法律对于权力的基本要求。因此，对于所出现的权力舞弊行为，必须依照现有法律规定，严肃查处、严厉打击。”余雅风说。

　　处罚过轻震慑不足

　　2010年5月17日，吉林省纪委、监察厅就乾安县一名副县长参与高考舞弊的处理结果发出通报，要求全省干部汲取教训，防止类似事件发生。

　　这起高考舞弊案的处理结果是：经松原市纪委研究建议，松原市政府决定撤销侯丽秋副县长职务。松原市纪委、监察局给予孙庆福留党察看二年、行政撤职处分。

　　据调查，2008年4月，乾安县文化局原副局长孙庆福找沈某替其子孙某参加当年高考。为使沈某顺利参加考试，孙庆福找到时任乾安县副县长、乾安县考区主任的侯丽秋，请其在监考环节上予以关照，并送给侯人民币2万元作为酬谢。

　　对高考舞弊案涉案人员存在处罚过轻的现象，已成为各界共识。而防范高考作弊的立法与制度方面，亦被认为存在一定缺陷。

　　余雅风称，我国目前并没有法律层面的、专门规范考试的立法。刑法和保密法只是规定了单一的对泄密行为追究刑事责任问题，很多严重的、社会影响极大的作弊行为还难以被追究刑事责任；

　　对行政管理人员、考务工作人员、监考教师以及考生的处理大都为短期的行政处分，处罚力度普遍偏低，难以对作弊者起到震慑作用；

　　协助作弊行为的惩处存在法律空白，试题买卖、替考、团伙作弊、非法制造作弊工具等行为无法得到遏制。

　　呼吁刑法增设罪名

　　“看报道触目惊心，严重伤害高考的公正性以及公信力。可是，根据现有的法律，居然没有刑法去惩罚替考行为。”上海律师丁金坤说。

　　他认为，高考雇用“枪手”作弊，应该立法定罪。

　　目前，我国没有考试法，刑法中也没有考试舞弊罪。我国对于高考舞弊案，一般是以犯罪嫌疑人所涉及的手段定罪，比如伪造证件罪、受贿罪、泄露国家机密罪等，对于考试舞弊本身不定罪。

　　丁金坤认为，这是“捡了芝麻、丢了西瓜”式的本末倒置的惩罚，反而会让雇用“枪手”的行为肆无忌惮。

　　此外，现代考试的作弊更是集合了各种手段，贿买考官、雇用“枪手”以及高科技作弊工具一起用上，此时法律更应该与时俱进，加大打击。因此，丁金坤建议设立“考试舞弊罪”。

　　余雅风发现，从这几年发生的高考舞弊案来看，有一类人难作处理，即替考者和被替考学生的家长。

　　如果被替考学生的家长是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通过权力运作进行高考舞弊，可能涉及徇私舞弊罪、行贿罪、渎职罪等刑法中涉及到的罪名，相关教育考试工作人员可能涉及玩忽职守罪、受贿罪、泄露或传播国家机密罪等。

　　如果被替考学生的家长不是公职人员，只是通过财物来进行高考舞弊，在刑法上就很难找到相关的法律依据。

　　余雅风表示，对于替考和被替考学生来讲，目前我国刑法并没有把这类作弊行为作为犯罪来加以规定，依照《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规定给予的行政处分太轻，造成违法成本过低。

　　“高考舞弊破坏教育公平，挑战社会诚信。应通过修订刑法，增设相应的罪名如作弊罪，来制裁相关作弊行为，加大违法成本。”余雅风说。

　　重拳打击权力舞弊

　　余雅风表示，法律的重要功能是惩罚与预防。可以说，我国在防范高考作弊、维护教育公平方面，还是做了不少立法与制度建设工作。

　　目前我国关于考试作弊的立法，依照法律效力，大体上可以分为三类：

　　一类是法律和行政法规。全国统考的试题按国家绝密级事项管理，刑法第三百九十八条规定了泄露国家秘密罪、第二百八十二条规定了非法获取国家秘密罪。保密法则对不同秘密的等级专门作了规定。行政法规则有国务院《高等教育自学考试暂行条例》等；

　　第二类是教育部的行政规章。如《国家教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考务工作规定》等；

　　第三类是地方性立法与制度，例如《江苏省2012年普通高校招生录取办法及考试违规处理办法》、《吉林省高等教育自学考试违规行为分类及其处理》以及湖南、内蒙古实施的国家教育考试违纪行为有奖举报制度等。

　　余雅风建议，从根本上改变惟学历至上的用人制度、一考定终身的高考制度，同时建立个人信用信息体系与制度，虽然不可能完全杜绝高考舞弊行为，但肯定可以大大减少作弊的动机。

　　对于呼声很高的考试法，余雅风则认为，针对当前的高考舞弊现象，不是一部法律就可以解决的。

　　还有一个问题值得注意，根据现行法律规定，如果出现高考舞弊现象，在不涉及犯罪的情况下，由主管的教育部门进行管理、查处。权力部门既当守门员又当裁判员，容易放纵高考舞弊行为。

　　余雅风认为，减少高考舞弊行为，要重拳打击权力舞弊，要有横向和纵向的权力制约机制和严格的责任追究机制。(记者廉颖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