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蒙高考新录取制度惹争议：唯分数论到极致？

　　高考填志愿分秒必争，其激烈紧张程度一点不亚于金融产品交易？！从2008年开始，内蒙古的高考招录开始推行一种号称“对市场资源进行最有效配置”的录取制度——当地所有高考生在志愿填报时，就能看到自己在所报考学校志愿填报名单上的排名，同时也能看到自己专业第一志愿在填报名单上的排名。

　　在这套透明的招录系统面前，考生们必须随时关注自己的排名、调整自己的专业志愿。根据内蒙古相关部门的统计，在这套“高效”的志愿填报系统里，每个考生修改志愿平均超过100次。去年高考，修改志愿次数最多的考生，竟达2500多次。

　　今年是内蒙古实行这一高招办法的第七个年头。在学界，内蒙古高招录取制度引来完全不同的两种评价。一种观点认为，这一办法最大限度地保障了“分数面前人人平等”的高招公平底线；但也有专家提出批评意见，认为其将“唯分数论”演绎到了极致，是“极不人性化的系统”。

　　在全透明的志愿填报系统面前，打听消息、“打招呼”都不管用了，唯一管用的就是考生的分数。

　　8月23日，所有参加今年高考的内蒙古考生，从上午开始就齐刷刷地坐在电脑前。

　　考生们做的是同一件事情——一遍又一遍地刷新自己在所填报高校的录取名单中的排名情况，然后根据排名不断调整自己的志愿。

　　内蒙古实行先高考、再填志愿，每个考生都按照高考分数，让自己和大学及专业进行配对。

　　在内蒙古招生考试部门看来，当地的高招志愿填报系统是“对市场资源进行有效配对效率最高的一套系统”。之所以说“效率最高”，主管部门有一组调查数据作出依据。这一政策从2008年正式实施以来至2013年，内蒙古本科一批区外院校一志愿录取率均在95%以上；考生复读率大大降低。2008年，当地复读生占当年考生的23%，到2012年时已下降至7%。在全国其他省市，目前的高考复读生比例平均在12%以上。

　　不仅学生的利益得到了充分保障，对当地招生考试部门来说，这套志愿填报系统最大的好处是，彻底终结了过去“烦不胜烦的高招录取工作”。

　　“以前，每到录取的时候，我们都要调集一个排的武警来站岗，工作人员的手机不敢开，大家恨不得在招生录取的时候能够消失。”内蒙古考试招生部门的一位工作人员告诉记者，每年高招录取阶段，都是考试中心门口最‘热闹’的时候。很多人会找上门来，有来打听消息的、有求情的，也有来闹事的。“不仅考生家长和各种有关的人来找，包括中学和大学都会来找。中学希望能够多了解一些信息，大学希望能够多活动到几个高分考生，甚至还有一些外地的关系户托了大学来希望点招的……”

　　2003年，一场“非典”，意外地让内蒙古的招生录取工作走到一个转折点：“非典”期间，考生不能集中到招办查考卷，只能在网上查考卷，因此当地的教育主管部门萌生了把所有的招录信息都公开在网上的想法。

　　2004年，当地的成人高考率先试点这套能在网上公开所有招录信息的志愿填报系统。2005年，高考生补录阶段也尝试了这一系统。2006年，这套系统就在内蒙古考生的高考志愿填报中开始试用。

　　内蒙古考试中心负责人韩荣飞介绍，新系统之所以在那时启用，一个条件不可或缺。“考生人数逐年下降，使得我们在技术和设备上以及招生本身的压力逐年略有减轻。”2008年前，内蒙古考生人数最高时曾达28万人，而从2008年开始，考生逐年下降，今年为19万人。

　　在新的系统中，考生们不论是什么样的人，不论读的是哪所中学，都不会拥有任何“内部信息”，他们填报志愿的依据只有一个——自己的考分。

　　考生在填报志愿时，他不仅能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心仪的学校和专业，同时也能看到别的考生选择了什么学校和专业。当然，这些选择不到最后截止时间，都是动态的。这也正是考生需要在填志愿时不断刷新系统的原因。

　　“新系统采用后，一本志愿的满足率每年都在98%左右，今年达到了98.5%。”当地考试中心一位工作人员说，以前每年都有考生因为自己的志愿没有填报好从一本落到二本，有的甚至会“落榜”，现在，几乎不可能再出现这样的情况。这也是为什么内蒙古现在复读率下降的原因。“过去没上到好学校，有可能是运气问题，但现在只有唯一的因素——分数。”

　　有学者直接对内蒙古的高招做法提出批评，认为它只是实现了表面公平，其实并不公平，甚至是另一种不公平。

　　在内蒙古的高考招录规则下，现在的考生，每人最终只能有一个志愿。

　　分数利益最大化，内蒙古的志愿填报系统在当地受到不少考生的欢迎。“我们就是根据自己的分数高低来选择学校和专业的，在分数面前愿赌服输吧。”今年已经考上某985高校的一名内蒙古考生承认，在填报志愿时，个人兴趣爱好之类“是次要的。”

　　韩荣飞谈及这些年高招时期的考试中心的工作，用了“平静”二字。在他看来，高考招生录取过程中种种不公平都来源于信息不透明。家长和考生了解的信息和招生主管部门了解的信息是不对称的，“所有的权力寻租空间都是在信息不透明情况下产生的。”韩荣飞认为，信息不透明，如何保证考生的选择权？

　　“不管考前填报志愿还是考后填报志愿，都有偶然性因素在其中。但是现在内蒙古的考生可以精确定位。有时候老百姓要的不是结果，要的就是这样的过程。”韩荣飞说：“我们的改革，实际上降低了我们自己所谓的地位。而在信息全透明、考生可以对自己的志愿精确定位的情况下，主管招生的部门几乎没有任何权力。”

　　但一些大学和学者却并不满意内蒙古的高招现状。有一所大学的校长就直言不讳地说，这个制度最大的特点就是“最大限度地把高分学生送到好学校，同时最大限度地确保低分学生进差学校。”

　　只凭一个分数录取人，学校招来的学生是不是适合自己的人才培养目标，学生是否适合具体的专业，或者说，学生把自己分数利益最大化了，是不是就是对自己最好的选择？在内蒙古的志愿填报系统下，这些问题都没有得到很好的回答。

　　“教育公平并不仅仅是指分数公平，仅仅只有分数公平，这并不符合教育的本源。”有学者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直言，类似于内蒙古的这种志愿填报方式，表面看公平，其实并不公平，甚至是另一种不公平。在他看来，最合理的高考录取方式是各种不同的因素同时起作用。“比如，一个考生见义勇为，表现出来的结果是这个行为可以值20分。这就是简单地用分数来衡量人，这对大多数人来说到底意味着什么？按照现有的招生制度改革，一旦将考生的综合素质纳入评估，这些无法量化的标准如何对应分数呢？”

　　“在我们看来，高考就是针对大多数普通学生的，因为特殊的人才已经通过特殊的渠道被大学录取了。剩下的学生，其录取规则就是什么分数进什么学校。而且整个录取规则和录取过程都应该对学生开放。”韩荣飞说。

　　在内蒙古采访期间，记者还去了当地的两所中学。大多数学生和家长都肯定了目前的这一招录制度。尽管受到“唯分数论”的争议，但可以肯定的是，“内蒙古如果再退回去，回到学生不能看到自己的排名情况下，显然不太可能。”

　　高分生替低分生“占座”、买“数据卡”获得信息、用外挂软件填志愿……新招录系统从推出至今一直在和考生“斗智斗勇”，见招拆招。

　　谈及这套志愿填报系统，韩荣飞说，技术本身并不复杂，“我们做的只是让所有的信息都公开、透明，由此解决信息不对称问题，剩下的就由考生自己决定。”

　　不过，凡是竞争型资源存在的地方，一定会衍生出很多新对策。在内蒙古，很多中学和考生就迅速地发现了新系统中的“漏洞”，并迅速地找到了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的做法。

　　比如，“让高分考生替低分考生占座”。在当地，这一做法往往是由中学来统一组织实施的。

　　实际上，2008年新系统全面投入运行的第一年，内蒙古考试中心就发现，很多高分考生填报了比自己低一档甚至更低分数档的学校。比如原本分数绝对可以上北大清华的考生，选了北理工或者往年分数更低的学校，这样的考生往往来自同一所中学；同时，另有一些来自同一所中学、但考分明显偏低的学生“不符合逻辑地”和同校的高分生填报了同一档次的学校。志愿填报系统显示，他们的排名已经超过了录取人数，在常规情况下不可能被录取，但这些低分学生并不修改志愿。

　　这类情况的出现，客观上导致那些原本打算填报这类学校，并且分数也合适的学生无法排入被录取的名单，不得不另外修改志愿。而到了志愿填报系统临近截止时间的前两三分钟，更奇怪的现象发生了——超高分的学生迅速从低分志愿学校撤走，去了和他们分数匹配的学校，低分学生的排名则迅速提升。

　　“信息中心发现，在截止填报志愿的最后两三分钟，整个系统里的考生排名迅速地发生了变化——这就是中学在组织自己的高分考生为低分考生占座。”

　　为杜绝“占座”情况的发生，从2009年开始，内蒙古招生考试部门又改进了志愿填报方式，实施分段分时填报志愿。即考生640分以上的考生截止时间是下午1点，610分以上的截止时间是下午2点，580分是下午3点，“让不同的分数段在不同的时间截止，这样就解决了占座的问题”。

　　但当所有这些信息开放之时，当地又迅速衍生出了一个新的产业——卖数据卡。所有的信息都能够成为赚钱的工具，因此也都能够成为“商品”。过去两年，当地发现有人下载了整个志愿填报的数据卡，然后卖给考生。虽然现在每年在高考填报志愿结束后，都会关闭系统，但是对于考生和中学来说，他们早就看到了这些信息，因此买卖数据卡的市场其实并不会太大。

　　韩荣飞自己原本就是主管信息，因此，他更看重从技术上解决原本的招生录取系统的弊端。

　　“任何新制度出来时都会有一个完善期。”韩荣飞坦言，直到目前，这套系统仍有一些不完善之处，这些技术问题有待进一步解决。比如，今年新出现的软件外挂填报志愿现象。当地考生使用了外挂软件后，软件错误地把考生归入自主招生这一档，导致学生信息错误，填报的志愿不得不作废。“也许会有人认为，这是系统的缺陷。但是在我们看来，考生非法使用外挂软件，这属于考生违规，应该自己承担后果。”

　　本报记者 姜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