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鼎引发教授辩论 川大再推重奖奖励“好”老师

　　川大教授周鼎“酒后”自白书直指高校职称评定体系的余波未平，川大再推出全校师生民主投票的“卓越教学奖”，以百万奖励鼓励那些“好”老师。(本报12月26日、12月28日曾报道)巨额的奖励真能成为正面激励，让更多老师教有所乐？论文著作、获奖成果、上课教学三类要素又该以何种方式进行排列组合，以最优的手段来评价高校里那些“周鼎式”老师？昨日的微博热闹非凡，四川大学等高校教授激烈论辩这一话题。

　　教授论战

　　教学与科研是否二元对立？

　　“孔子讲‘正名’。什么是正名？就是人所做的事要符合他的称号——当教师就要像个教师。教师的职责是教书育人，能把课讲得很受欢迎已经很不容易，发不发文章并不重要。能把课讲好的教师，写文章一般也不会有什么问题，之所以不愿发论文，是因为交钱发论文与他做教师的良知冲突。”26日，也就是周鼎发表“自白书”的第三天，四川大学中文系退休教授、四川大学锦城学院外语系在职主任冯川在微博里提到，不应该将论文的发表视作评判教师讲课好坏的条件。

　　川大中文系教授、中国古代文学等专业博士生导师周裕锴表达相左的意见，“一个大学没有评价机制，岂非乱套，吃大锅饭。难道只靠公选课的学生来评价教师的水平，这样的机制就合理？一个学生是否合格或优秀，目前至少还是看成绩来评价。大学教师同样如此，有其客观的评价标准，至少在东亚各国大学里，教师晋升还是得看学术论著。高校教师好不好？还是要用科研成绩说话。”

　　川大文学与新闻学院教授谢谦加入进来，“教学科研不是对立的，问题在评价机制。”课堂教学与论文研究是否以二元对立的结构呈现？那又该以何种要素来衡量高校教师？这一日的讨论没有结果。

　　“三考合一”也有弱点

　　“目前的做法，一是学生评教；二是以退休教师组成督导组听课；三是院系教研室负责人听课。三种考评各有利弊，综合起来大致也可以接近实际。用一个不恰当的比喻：学生评教类似民主政治；经验丰富的退休老师评教类似精英政治；院系负责人评教类似君主制下的铨选考核。”昨日，即川大提出“卓越教学奖”之后，冯川在微博里通过政治统治理论的比喻，分析了这种部分高校施行的考评方法。而学生评教不靠谱、主观意识过强又成为新一轮被质疑的论点。截至昨日记者发稿时，教授们在微博上的讨论仍旧没有休止，争论依旧，意见不一。

　　微博“打”得热闹，川大是否会安排学校领导与教授的辩论？或者是以该问题组织教授现场辩论。昨日记者也致电川大宣传部，“不清楚学校是否组织教授对高校考评的现场辩论会。”有关人士说。

　　对话教授

　　冯川：科研与教学“双轨制”是否可行？

　　昨日晚8时30分，记者联系上冯川以及周裕锴，追问他们的思考。“我并非因为周鼎而讨论整个教师的考评体系，我思考过很多年。”冯川说，因为论文发表可以量化，重科研轻教学的考评模式因此有了更容易的操作空间。

　　冯川也坦陈“三考合一”的弊端，“学生评教很容易受自我主观偏好的影响，缺乏客观。退休教师督导又很容易因观念或思维的错位，造成误判。做到绝对公正，依旧很难。”

　　冯川表示，有些好老师天天读书思考，在微博里发表学术观点或者评论意见，这不等于说他没有搞科研，“所以教学与发论文是两回事，不能等价评判。”

　　冯川还提到，可以尝试科研与教学“双轨制”，以两种标准来分别评价教师。一是专心或主要从事教学的，二是专心或主要从事研究的，内容可以交叉但需要细分评价体系。

　　周裕锴：我不赞成奖励，对老师会构成负激励

　　“川大作为研究型大学，教师的水平必须以学术为支持。”周裕锴告诉记者，其实在美国那些好的高校，教师如果没有学术成果，也很难称得上是在搞学术研究，更难说他就是好的老师，“部分人利用其中漏洞发表低劣论文，不能说高校考评制度是坏的。”一个老师是否教好一门课，不能依据课堂瞎热闹而定，而应该看这位老师是否有较高的学术素养以及能否启迪大学生理性、独立思考的能力，“当然我不赞成学校的奖励，因为奖励面太窄，对老师会构成负激励。如果真要奖励，请提高教师教学的普遍薪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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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学职称评定：业绩主要由论文著作衡量

　　大学里教职称分为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四个级。目前的职称评聘主要参考以下三个方面着手，教师是否为本科生上课、学历及资历条件学历及业绩成果。其中，业绩成果主要从获奖科研、论文著作两个方面来衡量，教师在期刊杂志发表的论文数量与职称评定有莫大关联。(记者 胥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