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万年薪聘校长价值几何？

　　编者按

　　继今年2月重庆某中学千万年薪全球招募校长之后，日前深圳市龙岗区教育局和万科发展基金会也拿出百万年薪，面向全国招聘两所学校的校长。有记者统计，深圳至今已有6位百万年薪校长。对此，赞赏者有之，批评者亦有之。那么，到底该怎么看待重金聘请校长这一事件？其中的哪些问题值得关注和反思？本期我们约发三篇文章，以飨读者。

　　巨额年薪会带来鲇鱼效应

　　百万巨资聘来的，其实不仅仅是所谓的名校长或教育家，而是通过他们换来新鲜的空气、自由的空间。在如此生态下，成熟的思想和科学的管理将推动学校大踏步前进。

　　从教育家办学和校长专业化的视角来看，以百万之资聘用一名特别优秀的校长，首先是对教育专业化发展的价值认同。作为一所学校的带路人和引领者，校长需具有相当高的专业化水平，特别是办学经验丰富、全国知名的校长，无论是从教育追求、管理经验、理论素养，还是从课堂建设、专业发展、队伍培养等角度，都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对专业性的尊重和认同，使校长能最大限度地摆脱行政化干预和官僚思维，让教育回归其本然的内在规律，推动教育改革和创新。

　　百万巨资聘来的，其实不仅仅是所谓的名校长或教育家，而是通过他们换来新鲜的空气、自由的空间。在如此生态下，成熟的思想和科学的管理将推动学校大踏步前进。尤其对新学校来说，更可能有一个良好的开端，继而带来后续理想的发展。相对于百万薪酬，一名能奠定学校教育追求和文化基石的校长、一名能影响学校未来成长与发展方向的校长，可算是物超所值。

　　换个角度看，一个地区一旦有了专家治校、名家办学的突破，其先进的理念和精专的管理能带动周边学校的共同发展，具有强大的示范效应。推而广之，如果一个地区出现了一批治校专家、名家，甚至教育家，将会推动整个地区的百家争鸣、千帆竞流，进而形成良性互动。更重要的是，这样的教育红利将在无数学生中分享和传递。重金引入优秀校长如鲇鱼一般，不断搅动和挖掘进而突破旧有的发展瓶颈，一举盘活整个教育，起到四两拨千斤的效用。

　　但是，这样的举措是不是具有普适性，会不会存在异化和扭曲，也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比如，标准是不是聘用单位所列的那些，需不需要第三方同行评议；如何保障同为公立学校、薪酬相差悬殊的绝大多数校长的待遇公平；百万薪酬尽管来自民间公益基金会，并非政府直接拨款，但如何防范这样的机制可能出现的风险。如果没有明确的法律保障，那么饱受质疑也就在预料中，甚至可能是昙花一现。

　　以深圳市的具体情况来看，在他们公布的教师制度改革方案中已明确实行“校长独立薪酬体系”。这样的体系是否合规？须知从国家的法律法规来看，公务员和事业单位人员的工资怎么发，是有相关规定的。据笔者所知，事业单位有关管理人员可以实行年薪制，但年薪怎么定，由谁定，至今尚无明确的法规为据。“校长独立薪酬体系”的法律依据在哪里，我们不得而知。期待深圳的探索给基础教育学校的管理体制带来曙光。(作者系江苏省中学语文特级教师 凌宗伟)

　　学校发展不是靠校长包打天下

　　办学校不是搞职业球赛，明星制不易奏效。学校必须面向全体，一两个“明星”能解决什么问题？也许只会衍生更多的非议与不公平。

　　令我们记忆犹新的是，今年2月初，重庆一学校开价千万年薪面向全球招聘校长，一时舆论哗然。较之前者，后者难免有炒作嫌疑。“千万年薪招聘校长”的新闻不应“烂尾”，媒体应当跟进，帮助大众理性看待高薪招聘校长这一现象。统观此类新闻，笔者以为，百万年薪聘校长未必靠“谱”。

　　第一个“谱”是学校的发展规律。“一个好校长就是一所好学校”，应理解为好学校必定有好校长，并非指好校长一人包打天下。办学校不是搞职业球赛，明星制不易奏效。学校必须面向全体，一两个“明星”能解决什么问题？也许只会衍生更多的非议与不公平。所以，通过行政“造星”的办法来加强师资队伍建设，绝非良策。对中小学而言，在办学行为日益规范的今天，通过引进知名校长，刻意追求“国内领先，国际知名”，是一个大而无当的目标。试问，真正誉满天下的中小学有几所，对“天下”的教育贡献何在？

　　第二个“谱”是中小学校长的职业特点。校长虽为专业人员，但与职业经理人有很大差别。要办好一所学校，校长必须与师生荣辱与共，必须有一个基本的办学周期。而科学评价一所学校的办学质量、考核校长的办学业绩，非短期内可以做到。因此，学校无法也没必要像企业那样，用年薪来对应业绩。校长的职业特点决定着无法建立对绩效快速反馈的薪酬结构。如果单纯以升学率和师生参加各类比赛的成绩来考核校长的绩效，无疑助长了不良的办学风气。

　　第三个“谱”是公办学校的人事劳动制度。在现有事业单位管理模式下，个别校长长期“吃小灶”几乎不可能。就算承认某些学校校长很重要，但让其薪酬十倍于本校教职工的平均水平、数倍于同行校长乃至包括市长在内的绝大多数公务员，岂能长久鹤立？一般来说，用高薪招聘校长的学校多为民办学校或公办民助的学校，资金来源于企业或基金会。房地产商之所以更为慷慨，其用意是不言自明的。正因如此，其资金渠道的可靠性是不高的。“蜜月”一过，今后的日子能否过得好很难说。对体制内的非职业校长来说，这个“谱”既是远虑也是近忧。

　　第四个“谱”是激励教育家办学不能靠金钱。诚如有关部门解释，所谓百万年薪，大多为安家费，并非一直到退休后年年都拿着百万工资和退休金。坦率地说，作为对转换成本的必要补偿，百万安家费在深圳的吸引力非常有限。那些有资格应聘的校长，在原籍往往都有较辉煌的职业成就和较高的社会地位，其追求的主要是一种教育理想。若百万薪酬背后的整体教育环境不好，引进来的人最终要么走掉，要么“泯然众人矣”。相对而言，对校长来说，工作环境、幸福感比百万年薪更重要。

　　一言以蔽之，高薪招聘校长绝非振兴一方教育之良策。(作者系厦门大学附属实验中学校长 姚跃林)

　　公选比重金更重要

　　耐人寻味的是，虽然此前已有6名百万年薪校长，可这次龙岗区以百万年薪价码面向全国招募校长，还是引来了不小的争议。赞同或反对的意见，与以前巨额年薪招募校长大同小异：赞成的认为，这体现对人才的重视，将促进“名校长、名师、名校”建设；反对者质疑此举作秀多于实质，且决策不民主，决定年薪多少、怎么招聘等都由政府部门说了算。

　　在笔者看来，问题出在“面向全国诚聘”，貌似公开遴选，实质却还是由行政主导招聘。而由行政主导的校长选拔、任命，是我国校长选拔、管理的最大问题。在校长公选制度尚未完善的情况下，政府部门宣称通过百万年薪，可以招募到优秀人才，但由于招聘程序、考核评价机制不变，公众显然担心招聘来的人是否货真价实。另外，由于教育管理制度没变，就是来了办学“高手”，也很可能难以施展，对此教育部门也不可能去追究校长的责任。

　　其实，比百万年薪更重要的，是完善校长公选制度。这使得校长首先是教育管理者，而非行政官员或具有行政级别的人。离开了这一前提，再多的年薪对于提高校长素质和治校水平而言，作用都可能是有限的。其实，校长招募本身就充满行政和利益色彩，会被各种行政和利益因素左右，甚至出现为某位在任领导转任校长量身定做政策的情况。另外，教育部门领导一换，政策也可能变，这一届某个校长用百万年薪招募，下一届政策变了，就没有百万年薪了。如是，百万年薪招募就真成了政绩工程，会出现很多后遗症。

　　在目前的校长选任制度之下，面向全国选拔校长，虽向社会发布了招聘公告，也公示了招募结果，老百姓有了一定的知情权，但这离公众参与的公选还很远。公众参与的公选通常通过两大机构实现，一是社区教育委员会，成员由政府教育官员、人大代表、社区内校长代表、教师代表、家长代表、居民代表、社会人士代表共同组成，负责制订社区教育发展战略及社区内各学校校长的招聘。对于校长招聘，委员会将确定招聘原则，并组成专门的招募委员会实施。如果招聘校长的年薪、标准事先都经过广泛讨论，而不只是行政部门的意见，显然更能选出真正出色的校长。二是家长委员会或教师家长委员会。在校长招募委员会招募校长时，招募委员会的专家要在应聘者中筛选候选人，符合条件的候选人要面向教师、家长代表，讲述自己的治校理念，并回答家长、教师代表的提问。家长和教师代表对候选人表决，表决结果即为最终聘请的结果。

　　如此招聘的校长，从程序、标准上确保当选者是懂教育的管理者，而且使当选者必须对选拔其的教师、家长负责，而不是对上级行政部门负责。对应校长选拔机制的改变，学校办学也将发生全面的变化。在此基础上，提高校长的年薪将吸引更多优秀人士来应聘。而在新的办学制度环境中，校长也才有更大的空间实现自己的办学理念。(作者系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 熊丙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