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危机后时代 国际评级机构几宗“罪”

　　评级机构穆迪投资者服务公司近日宣布，将欧元区拥有最高信誉的德国、荷兰和卢森堡的信用评级前景从“稳定”调为“负面”，警告可能调降这三个国家的评级。这一举措也再次挑起关于评级机构的争议。

　　行动滞后

　　金融危机后，国际评级机构因其行动迟缓滞后备受诟病。纽约大学经济学教授劳伦斯·怀特认为，行动缓慢一直是评级机构的“文化”，是一个长期存在的问题。

　　1992年，标准普尔和穆迪未能正确评估风险，给予一家保险公司过高评级，后来该公司倒闭，投资人损失惨重。2001年，美国安然出现财务欺诈丑闻，评级机构也均未有所预警。2002年到2007年，三大评级机构将数千种公司创新债券评为最适宜投资的“AAA”级，其中就包括引爆金融危机的抵押贷款类债券，完全没有正确评估风险。

　　而在欧洲债务问题上，三大评级机构也行动迟缓。怀特说：“本来评级机构应该预警风险，引领金融市场走向，但在欧洲，评级决定都是在金融市场的反应之后亦步亦趋。欧洲金融市场早就对评级机构行动迟缓表达不满。”

　　火上浇油

　　评级机构招致不满的另外一个重要原因在于，不管是在金融危机还是在欧债危机过程中，评级机构都扮演了一个鼓动市场不安情绪、增加危机震级的角色。

　　2008年时，当次贷危机初现，正是评级机构全面调降次贷产品评级推动危机快速升级。而当债务危机始于冰岛并席卷欧洲时，也都有评级公司推波助澜的影子。每次评级公司出手，都会动摇市场信心，加剧艰难局势。如2009年12月，惠誉率先调降希腊主权信用评级当日，希腊股市暴挫6%以上，国债收益率飙升。

　　缺乏透明

　　评级机构的评级方法缺乏透明度则是其招致不满的另一个原因。2011年8月，正在美国共和、民主两党债务上限谈判陷入胶着之际，标普历史上首次下调美国AAA评级，引发金融市场剧烈震荡，也引来外界对评级机构评级方法的全面思考。

　　投资大师巴菲特就不理解标普的评级方法，因为他表示他个人愿意给美国4A评级。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前主席格林斯潘也说，美国国债是安全的投资对象，不存在违约风险。

　　美国财政部长盖特纳更是大力反击，称标普的判断很不正确，“对基本的美国财政预算计算方法缺乏了解”，“得出的结论完全错误”。美国财政部也说，标普对美国评级的计算存在2万亿美元的错误。

　　福布斯集团总裁史蒂夫·福布斯认为，标普下调美国评级的举动“令人吃惊”，他对标普“参与政治”的做法感到意外。

　　改观不足

　　金融危机发生至今已经有4年时间，但评级机构改观不足。英国《卫报》近期采访一名评级机构前雇员，这名雇员就痛心地说：“金融危机发生4年后，最不可置信的是，我们丝毫没有吸取任何教训，没有任何改变。”

　　按照这名雇员的说法，金融危机发生至今，评级机构在评级方法、经营模式等方面均未发生改变。这与大众的期望和监管者的承诺大相径庭。其实，美国在2010年通过的金融监管改革法案(《多德·弗兰克法案》)中，就对监管评级机构作出诸多规定，包括如果评级机构给出错误评级将追究其民事法律责任，减少对评级机构依赖等。

　　但在实际操作中，评级机构权力并未削弱，仍是主导市场的主要角色。而且按照这名前雇员的说法，评级公司为了逐利，极力削减成本，雇员中年轻人较多，且为了提高评级速度，每次用来作出评级的时间缩短，漏洞和错误普遍存在。　记者乔继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