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资告别中资银行？ 中资银行面临新考验

　　(声明：刊用《中国新闻周刊》稿件务经书面授权)

　　金融危机之后，受欧美核心资本充足率所限，高盛、JP摩根、花旗等第一轮中资银行境外战略投资者“弃卒保车”，出让中资银行股份“套现自救”。同时，基于对中国经济和银行业的良好预期，新一轮的战略投资者入股已在低调启动

　　2005年9月，为迎接来自美国银行(下称美银)的专家团队，中国建设银行(下称建行)总行大楼里专门开辟了一间西餐厅。此前，两家银行签署了一份为期7年的战略协议，随后美银一度曾派出200多名专家进驻建行，帮助这家老迈的国有银行建立现代化的管理架构。

　　今天，在建行总部西餐厅里用餐的，更多是黄皮肤、黑眼睛的中方员工。从2009年第一份7年协议到期以来，美银逐步出售建行H股，期间共抛售了价值至少226亿美元的建行股票，持股比例也降至不足1%。今年9月7日，美银清空手中持有的建行最后20亿股H股，至此，建行与美银的合作也暂告一段落。

　　10年前，在国有四大行上市计划启动之时，境外战略投资者的严谨的公司治理结构，先进的金融创新技术和完善的风险管理手段令中资银行自叹弗如。西为中用，成为那个时代国有银行改革的不二之选。

　　10年弹指一挥间。昔日被认为是“技术上已经破产”的四大国有银行，如今已经位居世界前十大银行之列，仅建行一家2013年上半年平均每天的净利润达6.5亿元。

　　高盛、JP摩根、花旗等当年被“引资、引智”的境外战略投资者(下称境外战投)，随着股票禁售到期，绝大部分已经从建行、工行及中行等三大国有银行的前十大股东的名单中消失，境外战投大举投资中国银行业的时代似乎已经远去。

　　外资撤股

　　美银清空建行股份并非个案。从2008年开始，银行境外战略投资对于中资银行已经开始掀起一轮“减持潮”，并延续至今。

　　高盛在2006年以战略投资者身份斥资约25.8亿美元，购入工行7%的股权。那时正值国有银行股份制改革初期，也是中外银行合作的一段蜜月。

　　此后，高盛经过2011、2012、2013年连续三年减持，终于在今年5月将持有的工行股票全部出清，从中套现超过70亿美元，相比2006年，高盛对工行IPO时斥资25.8亿美元购买工行股权的投资，翻了近3倍。工行的另外两大外资战略股东安联集团和美国运通，2009年4月在所持股份的一半解禁后已悉数抛售。

　　沪港两地历史交易记录显示，境外战投机构在2009年、2011年均掀起过减持中资银行股的小高潮。2009年受金融危机冲击的外资战略投资者在解禁后迫不及待出售了大量中资银行股份。

　　与高盛五年出清工行股份相比，瑞士银行(下称瑞银)的操作手法更为激进。

　　从2007年5月到2008年底，仅一年半时间之内，瑞银便分四次将手中持有中行股份全部售出。不过最后一次，由于采取的是向机构投资者配售、而非直接在二级市场公开抛售，因此当时并未对中行股价造成直接冲击。

　　中行的另一战略投资者苏格兰皇家银行也紧跟瑞银步伐，一年后全部出清中行H股。经过四次大减持后，2011年底，李嘉诚基金会也从中行的前十大股东名单上消失。

　　股份制银行今年以来也频遭境外战略投资者减持。

　　10月17日，中信银行在上交所和香港联交所同时发布公告称，其控股股东中信股份将受让外资股东西班牙对外银行所持有的约23.86亿股股份，约占公司股份总数的5.1%。本次增持完成后，西班牙对外银行持有股份由原来的15%降为9.9%，但仍为中信银行第二大股东。

　　摩根大通9月23日在场内和场外共减持招商银行4490多万股 H 股。此轮减持后，摩根大通持招商银行 H 股多仓比例下降了近1个百分点，此番减持距离摩根大通上一次减持招商银行仅3个月。另一股东邓普顿基金也于9月6日减持招商银行470万股H股。

　　花旗银行则在2012年3月19日，一次性通过大宗交易清空了所持浦发银行2.714%股份，套现42亿元。

　　目前仍未完全撤离投资的外资战略股东，包括多次承诺不减持交行的汇丰银行、华夏银行的外资战略股东德意志银行、中信银行的外资战略股东西班牙对外银行、多次增持工行、建行的淡马锡等，以及仍在等待A股IPO开闸的大量城商行外资股东。

　　“战投”不得已

　　对于境外战略投资者的撤离，外界做出的最直接的解读是获利退出。

　　根据历史交易数据，2008年底以来，约9家境外战略投资者减持中资银行股份，累计套现493.62亿美元，获利达272.83亿美元，部分境外战投的收益高达6倍。

　　事实上，2008年金融危机后外资在中国银行业的减持撤出，更多是出于“弃卒保车”的不得已。2010年出台的《巴塞尔协议Ⅲ》草案，进一步收紧了欧美金融业的监管阀门。根据协议要求，商业银行必须上调资本金比率，以加强抵御金融风险的能力。新规还特别要求，未来金融机构须持有足量的现金和易于变现的资产，以便度过30天的短期危机。

　　西南证券金融业分析师付立春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瑞士银行在解禁首日即抛售中行股票套现，是因为瑞银受次贷危机影响很大，亟须流动性所致，并非中资行的问题。

　　2009年，高盛两度减持工行价值共计近42亿美元的股票，当时受雷曼兄弟破产波及，减持套现成为高盛迅速补充资本金的无奈选择。

　　在金融稳定理事会于2012年11月公布的全球系统重要性银行名单，高盛位于二级重要银行队列，意味着高盛需要实施额外1.5%的附加资本要求，核心资本充足率要达到8.5%，这也被部分市场人士解读为，引发高盛在2012年之后三次减持工行股份的重要因素。对于高盛的减持行为，时任工行行长杨凯生强调，高盛并非否认工行的投资价值，减持工行股份是配合其资产配置的需要。

　　2011年，美银以同一逻辑在减持建行。中央财经大学金融学教授郭田勇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由于欧美银行体系监管标准提高，美国银行作为全球系统性重要银行，面临资本金缺口较大的问题，减持中资银行股，有利于补充资本金缺口。

　　中信银行相关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透露，西班牙对外银行减持其中信银行5.1%的股份后，使西班牙对外银行在《巴塞尔协议Ⅲ》框架下的普通股核心资本充足率提升0.72%。

　　中资银行面临新考验

　　在郭田勇看来，引入境外战略投资者实现了中资银行股权的多元化，建立了多个大股东相互制衡的股权结构，对缓解中资银行的委托代理制度内在矛盾起到重要作用。主要体现在，中资银行的公司治理趋于完善，信息披露制度渐成体系，董事履职评价制度逐步建立等诸多方面，四大国有银行从营收和盈利规模上看均已位列全球前十名。

　　但是2008年之后的信贷资产扩张，为新一轮的危机买下隐患，这也让境外战投机构对中资行的盈利前景产生了忧虑。

　　最为突出的是不良资产陡增。

　　2013年上半年，招商银行和兴业银行的不良贷款的新增额度，已经超过去年全年的总量。据银监会统计，今年上半年国内商业银行，不良贷款余额为5395亿元，较去年年末增加466亿元，比2011年三季度的历史低点增长了30%以上。不良贷款率升至0.96%，创1年来最高水平，其中农村商业银行的不良率最高，达1.9%。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刘士余日前指出，五大行明年或现405亿资本缺口，2017年资本缺口累计将达到1.66万亿元。

　　下半年，不良资产还将面临较大的反弹压力。综合上市银行公开业绩，今年上半年逾期贷款增加了1167亿元。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未来这些逾期贷款认定为不良的压力很大。

　　美国做空机构、浑水公司创办人卡尔森·布洛克指出，中国内地银行持有的有毒资产比起2008年金融海啸时西方银行持有的更多。

　　截至今年6月末，银行的拨备覆盖率就比去年底下降了3.01%。在连平看来，这种不良贷款增长和拨备覆盖率水平下降的同时出现的现象，表明银行目前的盈利能力已经无法维持较高拨备水平和盈利增长的双重目标。

　　“一升一降”现象源于2008年以来，银行信贷大量投放到钢铁、光伏、机械设备制造、造船航运等“两高一剩”行业，由于受到外部需求的影响较大，在上半年有的企业已经出现大幅亏损和经营困难，如果这种趋势进一步演化，这些行业的不良率将快速上升。

　　此外，《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从多家银行信贷业务人士处获悉，在联保联贷业务比较集中的化纤、电子、纺织和建筑等行业的沿海小企业和个人客户，其贷款也存在较大的风险隐患。

　　银行面临的另一枚“定时炸弹”，来自地方政府的平台信贷。

　　《中国新闻周刊》从一家股份制银行获取的内部报告显示，今年到期的1.85万亿贷款中，四季度到期的贷款占32.6%，显示出较大的中短期还款压力。这份报告认为，由于平台的投资项目所产生的现金流在现阶段仍不足以归还贷款本息，仍需要地方财政提供代偿支持。

　　然而，未来地方政府的偿付能力存在很大的不确定性。据不完全统计，2013年全国地方债务到期还款3万亿，同比增长超过60%，约占当年地方财政收入的50%，而同期地方财政收入增长仅为15%左右。

　　资产质量恶化的背后，还在于国内商业银行改革的不彻底。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研究部副部长魏加宁表示，中国银行业的最大风险在于，各级政府注资各级商业银行，然后控制商业银行高管的任免，进而迫使商业银行给各级政府的项目贷款，其实这才是最大关联交易。

　　建行在其承接的某部委的一项研究课题报告中指出，下一步国内商业银行改革重点之一是，要进一步理清委托—代理关系。

　　这份报告认为，对于大型商业银行来说，虽然中央政府已经建立政府出资人制度，但国有控股仍占据主导地位。对于全国性中小商业银行来说，其股权也有较大一部分集中在地方政府或国有大企业手中，其高级管理人员的任命更多地受地方政府影响，而不是依据业绩和才能。在这种委托-代理关系下，股东大会、董事会、监事会职责弱化，影响了中国商业银行公司治理效率。

　　谁来接盘？

　　境外战投出售中资行股份通常不会对当日股价产生大冲击，其主要原因是境外战投一般事先知会中资股东，双方协商交易方式、时间点和价位，一般不会选择在最高位出手。交易日股价平稳的另一个原因是，始终仍然有机构投资者接盘。

　　控股公司接盘的情况最为常见。西班牙对外银行在10月中旬出售中信银行的5.1%股份，中信银行控股股东、中信股份有限公司中悉数受让这些股份，后者持有中信银行股份由原来的61.85%增至66.95%。

　　但与众多减持中资银行的外资战略股东不同，新加坡国有控股投资公司淡马锡是为数不多的、至今保持较高强度投资中资银行股的外资机构。

　　自2005年1月起，淡马锡不断收购中资银行股份。境外战投减持之时，淡马锡即行接力。今年5月，高盛出清工行的第二天，淡马锡即股即以每股5.5港元的价格，出手增持工行2.8亿股。增持完成后，淡马锡持股比例上升至7.04%。这也是其第二次接盘高盛所减持的工行股份。

　　美国银行2011年两次减持建行股份，淡马锡也都借机吸纳。其中2011年11月美国银行减持104亿股建行股份时，近三分之一股份由淡马锡接盘，增持后持股比例升至占建行H股的9.42%。

　　淡马锡也曾有过为数不多的几次减持，但更多近似短期市场操作。淡马锡在 2012年5月减持建行、中行3个月后，又以4.94港元/股的价格从美国银行手中再次增持建行H股，同时以2.972港元/股再度增持中行H股。

　　淡马锡2013年一季度业绩报告披露信息显示，截至2013年3月31日，金融服务业仍是其投资占比第一的行业，在其2150亿新元的投资组合中，占比高达31%，其中对中资银行的投资更占据其投资组合的重头。

　　这份业绩报告信息显示，报告期内，淡马锡持有的建行、中行和工行三行市值或股东权益超1387亿港元，约占其整体投资组合的10%。其中，建行更占其单一投资中的第二位，占总资产投资组合比例的8%。目前，淡马锡是中国商业银行的最大境外战略投资机构。

　　“淡马锡是新加坡主权基金，资金成本低，对收益回报的要求低。”中国社科院金融重点研究室主任刘煜辉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表示，即使中资银行难以保持过去的高增长，只要能保持10%左右的稳定增长就能达到此类机构的收益率回报预期。

　　不仅是淡马锡，从2012年10月开始，全球最大的上市投资管理集团贝莱德集团经过多次增持，贝莱德占工行已发行普通股股份的份额从5.02%增加至5.81%。

　　今年9月，贝莱德首席投资策略师斯特里奇表示，美股市场依然处于合理的水平中，但相对整体环境2%的增速，美股市场依已经“充分估值”。他认为，对于准备长期投资的投资者来说，目前是重新进入新兴市场的好机会。在未来的20年中，新兴经济体对全球经济增长的贡献仍将高达60%到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