宜信的“普惠金融”实践 “草根”金融试水

　　为卖早点的摊主做信用评估、给种土豆的村姑提供借款撮合、为小微企业主提供手机碎片化“信翼平台——小微企业生存”课程辅导……与金融企业的传统“高富帅”业务相去甚远，这种事听起来很像冯氏贺岁大片《私人定制》。

　　数年前，有企业铁了心要做这种小微企业的信用生意，执意为没有受到传统金融体系重视的人群提供普惠金融服务。这在传统金融思维的认知里，是创办人“骑着大鹅撞门框”了。

　　然而就是这家企业，8年后能领先余额宝、财付通等，获评“互联网金融十大领军品牌”；就是这家企业，比2013年才前赴后继争赶“互联网金融潮”的阿里小贷、苏宁银行、腾讯支付、百度百发，早上路了8年；就是这家曾名不见经传的企业，如今业务已经覆盖全国120多个城乡地区、仅P2P小额信贷撮合额就已超百亿，累计服务超过100万个小微企业主、农户和学生，并且拥有自己研发的针对该人群的信贷技术和评分卡，这让监管层2013年以来考察这家互联网领军企业时常常颇感震撼。

　　这家企业叫宜信。

　　“草根”金融试水

　　现任宜信CEO的唐宁曾在北京大学学数学，后来赴美国学习经济学。2000年，唐宁从华尔街回国，是一个天使投资人。

　　2005年起，很多参加新东方、达内等知名培训机构培训的学生和学生的家长，都愿意跟唐宁接触和交流。实践证明，人缘好一点，被人促膝长谈的机会就多，多跟人促膝长谈，有时候还能谈出大事来。

　　2006年，当越来越多的学生和家长常谈到希望跟这个“天使”借钱的时候，唐宁认为机会来了。唐宁决定把钱借给超百多名的大学生，后面的结果是每一个“穷学生”都如期还了款。见微知著。穷学生还贷没有问题，这让宜信的初创团队信心满满。

　　2006年，唐宁创立了宜信公司，专注于通过小额信用借款中介服务，帮助传统上没有被金融体系覆盖的小微企业主、经济上活跃的农户、兼职创业的城市白领和学生就业培训，提供平均额度4万~ 6万的信用借款。

　　小微信贷启程

　　众所周知，在欧美发达国家，其金融体系相对丰富和完整。大中型金融和草根金融、商业金融和政策性金融共生共存，是一个有“大树”也有“小草”、有“大象”也有微型金融“小兔”的多元化金融生态系统，所以金融弱势群体相对容易获得特定金融机构的信贷服务。

　　中国经济此前波澜壮阔的发展，不能不说是受惠于中国金融行业的健康发展和中国金融体系的逐渐完善。然而，恰如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金融体系的结构性失衡也一直存在，突出体现在：为大型企业和政府平台提供资金的金融机构和业务能力过剩，而为小企业、微企业、个体、农户提供金融服务的能力不足。

　　“中国需要普惠金融，但单靠国有银行却不能实现。”国务院参事、经济学家汤敏告诉《中国经济周刊》，“原因在于，首先收集信息成本过高，传统银行审批贷款一般只考虑征信系统中已有的那部分人，而真正需要小额贷款服务的人群，往往不在征信系统中，而银行又没有足够的人手去深入一线，主动搜集这些人的信息；对于银行来说，有的是大客户可以做，没必要顶着绩效考核的压力去做这部分小额贷款。”

　　的确，面向“小微”的“宜人宜己”的生意没那么容易做，这其实是一个门槛非常高的行业，需要有很强的风险管理能力。“基于风险定价的风险管理，确保公司在执行标准、管理架构和风险控制工具上高度统一，又能兼顾不同业务、不同区域、不同人群的特点，融入相当的灵活性，以提高风险管理的效率，是对要做百年企业的宜信的基本要求。”宜信首席品牌官吕海燕说。

　　金融服务活动中风险管理的控制一般是按照征信、评级、授信和催收的流程来操作的，在大数据的积累过程中，信用管理模型十分重要。这些模型可以最大程度帮助宜信预估成本、定价，并分散风险。

　　但是，征信记录的获取在中国也是很难的一件事情，只有和银行有过往来，才会在央行的征信管理系统中留下信用记录。然而，“微个人”很多是没有这样的记录的，使得宜信的事业必须从最基础的工作开始。

　　7年来，宜信的同事深入田间地头、集市工厂，采用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积累信用数据和完善信用评估技术。在实际操作中，一种是个人独立完成寻找客户、实地征信、风险评估、贷后管理全过程的“信贷员模式”；一种是以批量、流水线作业的方式，完成营销、审批、放款和催收流程的“信贷工场模式”。无论是信贷员模式还是信贷工场模式，都是一个凭数据决策的风险管理技术，包括现金流分析、风险定价模型、催收策略模型等。

　　“微企业”经常为了抓住稍纵即逝的商机而急需用款，不像中大型企业资金需求的确定性那么高。而且，大部分小微企业在经营过程中缺乏话语权，往往被迫采取先生产后付款的方式，易造成大量的应收账款。而这部分账款往往容易被拖欠，造成资金链中断，形成突然的资金需求。因此，决策要快而准。如果金融业务是天平，一边是销售，一边是风险，支点就是信用管理。企业的信用管理能力决定了企业能走多远。

　　“普惠”未来更好

　　2013年11月17日，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称，“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这是“普惠金融”四个大字首次出现在政府重大纲领文件。

　　“普惠型金融是一个能有效地为社会所有阶层和群体提供服务的金融体系。在中国建立普惠式金融服务的主要任务，就是为传统金融机构服务覆盖不到的小微企业、小农户和贫困地区的农民提供享受金融服务的机会。”汤敏说。

　　在中国，能够最广泛地开展各种金融业务的就是传统金融机构，所以他们也是中国普惠金融体系中最重要的参与者，这其中以银行最为典型。目前，全国性银行、部分城市商业银行和一些外资银行都已涉足小额信贷领域。由于银行定位和核心优势的差异，银行对小微企业的定义有较大差异，提供的服务也各有特点。

　　即便如此，汤敏对记者说：“给小农户、小微企业发放小额贷款，对于大银行来说，由于方方面面的原因，银行不赚钱，或者说是没有贷给龙头企业、农业大户、大中企业赚的钱多。在贷款规模有限、人手有限的情况下，特别是在商业利益、机构绩效考核的压力下，小额贷款被挤压是不可避免的事。”

　　记者注意到，近一年来互联网企业纷纷加入到小额贷款机构大军中来。去年12月，苏宁斥资3亿元发起设立重庆苏宁小额贷款有限公司。腾讯、阿里、京东、百度最近也纷纷进军这一行业。

　　中国小额信贷机构联席会会长刘克崮日前在2013年TALK全球社会创新大会上表示，利率市场化加上中央号召，鼓励民营资本进入金融业，更多的金融机构产生，那样小支渠就可以发展了，再倡导民营资本办小微金融机构往下走，毛细渠也建起来了。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的微金融、微企业和微个人将可能实现双螺旋上升，无论是互联网企业，还是传统或新兴金融服务行业，以丰富的产品和与众不同的服务满足客户的需求，与客户建立长期、稳定的关系，成功地控制风险，为企业带来可持续收益，是任何金融服务持续成功的关键。

　　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也好，实体网点也好，只不过是接触客户和服务客户的不同方式和工具而已，让每一个人都享有适合他们的金融服务的机会，才是国家大力发展普惠金融的目的。

　　普惠金融在中国

　　2013年11月17日，“普惠金融”首次出现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发展普惠金融。鼓励金融创新，丰富金融市场层次和产品。”而此前，用得较多的一个词叫“包容性金融”。

　　此前，周小川9月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署名文章，畅谈如何推进包容性金融在我国进一步发展。周小川认为，经过多年的改革发展，我国金融业综合实力和抗风险能力大大增强，国际地位大幅提升。当然，也要看到金融涉及社会公众服务领域还存在一些问题和差距：农村金融基础弱、网点少、成本高，金融服务的覆盖面和渗透率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中小企业融资难融资贵问题仍然存在；小型社区类金融机构发展亟待加快；部分交叉类金融产品等创新业务有待进一步规范，一些地方金融秩序及监管仍需加强等。

　　如何在金融工作中解决好金融领域存在的问题，更好地发挥金融服务实体经济发展、促进民生改善的作用，应该说是摆在中央银行和金融界面前的一个重要课题。

　　周小川在其规划里谈到普惠金融工作的“两个应该”：应该适度放宽市场准入，支持小型金融机构发展；应该推进存款保险制度建设，为小金融机构创造与大型金融机构公平竞争的环境。包括“四个目标”：一是家庭和企业以合理的成本获取较广泛的金融服务，包括开户、存款、支付、信贷、保险等；二是金融机构稳健，要求内控严密、接受市场监督以及健全的审慎监管；三是金融业实现可持续发展，确保长期提供金融服务；四是增强金融服务的竞争性，为消费者提供多样化的选择。

　　其中心思想是，以可负担的成本将金融服务扩展到欠发达地区和社会低收入人群，向他们提供价格合理、方便快捷的金融服务，不断提高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

　　周小川指出，下一阶段人民银行和金融系统将进一步研究如何借鉴国际经验，推动包容性金融发展，坚持民生金融优先，鼓励金融创新，完善政策支持体系，让广大人民群众共享金融改革和发展的成果。

　　而在此前，我国央行也积极参与了国际组织有关包容性金融发展的各种活动，并于2011年9月加入金融包容联盟。目前，我国与俄罗斯、美国合作担任全球金融包容合作伙伴第四工作组的共同主席国，央行金融研究所还与世界银行集团成员国际金融公司(IFC)签署了合作协议，将在农村金融、微型金融和移动银行方面开展合作研究，促进金融普惠。

　　央行副行长潘功胜此前也表示，中国一直重视包容性金融体系建设，通过发展农村金融和微型金融使金融服务更多惠及低收入群体。据悉，2005年普惠金融概念被引进我国，央行推动在山西、陕西、内蒙古、四川和贵州5省份的5个县进行商业性小额贷款公司试点。目前我国仅小额信贷企业就已达7000家，贷款余额在7000亿左右。

　　普惠金融的国际实践

　　由于各国金融体系发展的程度有很大差别，因此不同国家推动普惠型金融发展的重点也有所不同。在推动包容性金融发展方面，巴西和墨西哥的做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20世纪90年代以来，巴西央行实施两阶段的金融包容项目，向低收入家庭提供更多的金融服务。第一阶段是诊断与合作。巴西央行通过金融包容论坛等平台引导各方围绕微金融等展开讨论，发布金融包容报告。同时，巴西央行与巴西财政部、社会发展部等部门在包容性金融制度框架建设、发展微金融等方面开展广泛合作。第二阶段是推进合作。巴西积极参与全球金融包容专家组的讨论，在信息收集技术方面与金融包容联盟、世界银行扶贫协商小组等国际组织积极展开合作。

　　巴西在推动包容性金融发展方面十分注重金融创新。一个典型例子是推广代理银行业务模式。在这种业务模式下，巴西允许代理银行在更大的范围，以更多的形式提供金融服务，巴西各大城市的零售商店、邮局、彩票销售点成为银行分支机构的补充。

　　早在2005年，墨西哥政府就开始推动包容性金融发展，为此，墨西哥政府制定了“2007—2012国家发展规划”，进一步推进银行业法律体系改革，为民众提供多元化的金融服务。2007年，墨西哥央行与证券业委员会将建立“健全的包容性银行体系”纳入职能范围，成立金融部专门负责提升金融服务的可获得性，并实施了一系列具体措施。例如，通过电子支付渠道发放社会福利、开设存款账户和办理工资业务，不收取任何费用等。

　　墨西哥在推动包容性金融发展方面的努力提升了其金融基础设施水平和金融服务便利程度。2000年到2011年，墨西哥的银行分支机构数量增长了六成以上，POS机数量增长了4倍，ATM数量翻了一番，代理银行数量从2009年的9000多家上升到2011年的20000多家。

　　此外，韩国、俄罗斯、印尼、秘鲁、肯尼亚等国也在积极推动包容性金融发展，有效提升了本国金融服务的覆盖率和可获得性。各国的实践表明，普惠金融在促进金融改革与发展、维护金融体系稳定、消除贫困、保护金融消费者等方面具有积极的作用。王辰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