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资本约束时代商业银行亟待战略转型

　　平安银行新资本协议办公室总经理 俞勇

　　在新巴塞尔协议框架下，各国金融监管机构都通过资本约束的方式限制商业银行资产负债表的过度扩张，以降低单个金融机构及整个金融系统的风险。自2007年以来，中国银监会借鉴国际资本监管改革的成果，调整和完善国内银行资本监管制度（包括数量标准、质量标准、时间表、监管手段等），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强化银行资本约束、提升资本监管有效性的政策法规，使资本约束对中国银行业业务经营发展的制约影响越来越突出。

　　资本补充难题未破解

　　2013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的《商业银行资本管理办法（试行）》（以下简称“《办法》”）要求我国商业银行执行“核心一级资本充足率不低于7.5%，一级资本充足率不低于8.5%，资本充足率不低于10.5%”的最低目标监管要求。据此，国内商业银行依照监管要求需要同时满足过渡期资本充足率监管要求（2014年至2018年，资本充足率逐年递增0.4%，至2018年与目标监管要求一致）与新协议下资本充足率目标监管要求双重指标。根据2013年监管实际情况来看，各地银监局均采取审慎监管，要求资本水平在去年即需要达到资本新规要求，这相当于此前银监会设定的过渡期安排被取消。

　　《办法》实施以来，国内大部分上市银行法下资本充足率指标较现行法均呈现出不同程度的下降。在愈加严格的资本界定及资本充足率要求的背景下，商业银行纷纷面临资本充足率吃紧难题，并试图透过各种途径补充资本。但受诸多因素影响，当前银行业融资渠道仍显狭窄，资本补充难题尚未破解。

　　作为银行传统资本补充路径，普通股增发在当前国内资本市场不甚活跃，融资成本过高。而符合合格二级资本工具标准的次级债必须含有减记或转股条款，目前20余家银行提出发行减记型二级资本工具的计划，总额超过4200亿元，目前仅平安银行获准发行150亿元。而混合资本工具则存在发行便利性不高，发行难度较大等不足。

　　作为创新型资本工具，刚刚推出的减记债虽引起银行业热议与较高发行积极性，但监管层内部尚未对其发行具体问题取得一致，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减记债落地步伐。优先股也正在等待证监会、银监会出台具体的试点细则，方可正式成为银行业资本补充有效手段。

　　实现战略转型发展

　　与国家宏观产业政策相一致，监管机构试图通过差别化的风险权重设置等措施引导银行将业务逐渐转向低资本消耗型的业务。根据《办法》的规定，传统的一般对公业务资本占用较高，而小微企业贷款、零售贷款、信用卡以及同业业务、中间业务等资本占用相对较低。因此，对于银行来说，在利差收窄和资本约束的双重压力下，最佳路径是选择在资本精细化管理基础上，从银行自身特点和优势出发，提升盈利能力、内生性补充资本来源，实现战略转型发展。

　　在银行风险加权资产回报率指标（RoRWA）不变的前提下，银行资本充足率的提升将导致资本回报率的下降。而相对较低的ROE水平致使年度利润不足以充分补充内生资本，进而限制了银行业务规模的扩张，并进一步加剧低收益水平的不利局面，这是资本约束掣肘银行发展的典型体现。在银行强资本约束的条件下，提升资本回报率的有效途径之一即提升RoRWA指标，大力发展低风险权重、高收益类产品，通过战略转型实现资本充足率与资产盈利性的“双赢”。

　　在开展业务转型的过程中，商业银行应当根据自身风险管理特点，选择适用的转型方向，构建以资本约束为核心的风险与资本管理体系。一般来说，主要包括由批发业务为主向零售业务为主转变，由高风险资产为主向低风险资产为主转变，由被动型负债为主向主动型负债为主转变，由传统业务为主向中间业务为主等思路，主动调整信贷结构，通过实现业务结构和盈利结构的均衡化和业务发展的良性循环，建立资本节约型业务发展模式，维持银行的可持续增长。

　　在上述大背景下，为积极应对资本约束，取得保持资本充足率和业务发展之间的平衡，国内银行也在信贷资产业务证券化、传统贷款业务票据化、创新投行发债业务、打造综合金融平台模式等方面进行了积极的实践，已初步探索出一条依托自身特点和优势，差异化发展低资本消耗业务的路径，逐步形成了拥有各自特色的核心竞争力。例如招商银行在零售业务和信用卡领域、民生银行在小微贷款领域、兴业银行在同业业务领域、平安银行的投行业务都有了长足的发展，而这些都给中国银行业如何加快经营转型、早日实现由传统的外延粗放型增长方式向内涵集约型增长方式的转变起到一定的借鉴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