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业高管薪酬或将面临全面调整

　　记者杨洋金融业高管薪酬或将面临全面调整。9月9日，银监会主席尚福林在出席中国银行业协会第六届会员大会三次会议时强调，“完善高管人员稳健薪酬管理机制”、“促使银行薪酬激励与经营成本和风险暴露相一致”。

　　国家的明文要求令国有金融机构高管降薪成为定局。近日、农行、建行、交行也纷纷表态称拥护降薪。对此，一些专家表示，虽然非国有金融机构不在此次降薪范围内，但其过高的薪酬水平，与管理绩效缺乏关联的现状，亦应进行相应调整，以达到监管部门提出的“银行绩效考核由增长型向稳健型转变”的要求。

　　中国银行国际金融研究所研究员李佩珈表示，目前我国金融机构薪酬制度与此前相比，已经有很大的提高。薪酬制度的设计更贴近市场化、薪酬披露也更为透明，不过仍然存在薪酬过高、与风险挂钩不紧密等不足。

　　事实上，国有金融机构降薪并非第一次被提出。早在2009年，人力资源部和社会保障部等六部门便联合出台《关于进一步规范中央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的指导意见》，这也是我国首次对所有行业央企发出的“限薪令”。而在此之前，财政部专门针对金融业印发了《金融类国有及国有控股企业负责人薪酬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规定国有金融企业负责人税前的最高年薪为280万元。这一规定同样未对其他金融机构高管进行约束。

　　据记者了解，自2009年财政部“限薪令”下达以来，金融机构高管薪酬仍呈现逐年上涨趋势。对于这种情况，相关业内人士表示，“限薪令”主要针对国有及国有控股金融机构，限定的薪酬也仅占国企高管现金收入的一部分，所以效果并不明显。而从此次尚福林讲话不难看出，“完善高管人员稳健薪酬管理机制”不仅是对国有金融机构所提要求。

　　对于国家对国有金融机构高管薪酬制度的再次改革，李佩珈认为，一方面，高管薪酬制度作为金融企业治理结构的重要环节，对其不断调整和改进已是完善我国现代企业制度的必然趋势；另一方面，国有金融机构特殊的国有背景，其负责人接受党和政府任命，带有较强的行政色彩，规范国有金融机构薪酬管理，既是反腐倡廉工作任务之一，也是完善收入分配调控体制机制的具体举措。

　　根据上市银行公开信息，记者发现，国有银行高管年薪普遍在100万元~200万元之间，并且近年来涨幅有限。与此同时，股份制银行高管薪酬却直奔千万水平。如采取薪酬与激励挂钩方式的平安银行，2013年行长年薪超过800万元。

　　相关业内人士表示，金融业总资产的不断上升为金融高管的高薪提供了坚实的基础。李佩珈则认为，近年来，金融业的高速发展使得高级管理人员出现供不应求局面，这一局面在今后将更为严峻，高薪揽才具有合理性。

　　就在2013年12月，银监会发布《银行业金融机构董事(理事)和高级管理人员任职资格管理办法》，对金融业高管的任职资格提出了更高要求。事实上，即便是国有大行也在面临高级管理人员缺乏的局面。就在最近几年，工行、中行都在通过全球招聘的途径聘请金融高管人员。以中行为例，其信贷风险总监詹伟坚税前合计薪酬超过500万元，居中行高管之首。

　　高薪具有一定合理性，限薪也更有缘由。限制金融高管薪酬并非我国首创。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之时，美国曾宣布部分金融公司高官工资将受到限制，最高不得超过50万美元。李佩珈认为，从国际经验来看，引发金融危机的原因之一是，不合理的金融机构薪酬激励制度。结合我国目前情况，长期激励的缺乏使得高管人员更多追求短期效益，短视现象比较严重，很有可能导致高管人员牺牲企业的长期发展以换取短期效益增长，为自己带来丰厚回报。

　　尚福林强调，“把绩效薪酬延期追索和扣回制度落实到位，促使银行薪酬激励与经营成本和风险暴露相一致，防止过度冒险行为”，薪酬机制的约束作用被突出。应该看到的是，科学合理的金融高管薪酬制度应同时具备激励和约束两种作用，而约束作用一直未受到我国金融机构的足够重视。

　　李佩珈认为，薪酬设计除强调激励与约束并存外，还应强调长短期激励相协调原则。短期激励可起到较强的刺激作用，而如股票期权、长期薪酬等长期激励形式则有利于约束管理人员行为，避免短期行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