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土地财政之梦

　　【环宇杂谈】

　　印度工业发展瓶颈的70%要归结于征地问题。

　　李宇嘉

　　“印度赢了，好日子将要到来。”这是莫迪在赢得印度总理宝座后，在社交网站上写下的一句话。上台之后，莫迪兑现诺言的构想之一是印度制造（Make In India），包括放开外商直接投资、基础设施建设、减少政府计划管制等。由于这些做法借鉴中国改革开放的路子，莫迪被称为具有“中国特质”的印度的“邓小平”。

　　5月15日，莫迪上任后首次出访中国，并在清华大学发表演讲，再次阐述了他的改革计划，其中核心就在于征地制度改革。莫迪指出，“显而易见，没有土地，修不了路，也建不了厂，吸引外资和印度制造无从谈起”。今年4月21日，莫迪领导的人民党把《征地法案修正案》送到印度上议院表决，核心内容是用以工业开发、房地产开发和基础设施建设的土地可以绕过“80%土地拥有者同意”这一环节，直接进行市价补偿。

　　此前执政的国大党，在2011年通过了《征地和重新安置法案》，规定征地方必须向农村和城市的土地所有者分别支付最高达到土地市价4倍和2倍的收购价格；所有公私合营和私营企业在征地时，必须事先分别取得70%和80%土地所有者的同意。这意味着，莫迪政府要部分放弃一直尊崇的自由民主，希望挥别冗长无比的征地程序。因此，被称为“戈迪亚斯之结”的印度征地难题将化解，印度也有望走上中国式的“土地财政”道路。

　　印度被称为世界上“征地最难的国家”。印度工业发展瓶颈的70%要归结于征地问题，尽管土地成本只占工业项目的1%~4%，但由于征地进度缓慢和程序复杂，往往将土地成本推高到工业项目成本的20%。近年来，尽管印度政府招商引资雄心勃勃，但多数外资项目因无法“落地”而折戟。2014年，习近平主席访印期间表示，中国未来5年将在印投资建设两个工业园，但目前普纳工业园仅有1/5的征地落实，位于古吉拉特邦巴罗达市的中国工业园只有28%的土地可用。

　　印度本土公司也不例外，2005年，本土最大企业塔塔公司计划筹备在西孟加拉邦设厂，生产世界上最便宜的汽车，但三年后，因民众抗议，塔塔公司只好把工厂转往当时莫迪执政的古吉拉特邦。而古吉拉特邦之所以能够解决塔塔公司的用地需求，是因为塔塔公司需要的1000英亩土地掌握在政府手里，而不是地主或农民手里。

　　造成征地难题的直接原因，在于印度农民认为征地补偿标准太低，而补偿标准低的直接原因在于，为避免高额的印花税，买卖双方远远低于市价来申报价格，这就无法为公平补偿提供一个公允基础。另外，在政府以公共利益征地后，经常出现补偿金不到位、高价转让土地给私人、改变用途等腐败和欺诈问题。

　　但更为根本的原因在于，印度是一个职业世袭的国家，农民一旦失地后，短期内很难找到其他工作，或者只能从事种姓之外的“贱民”从事清洁工作，或者到城市贫民窟流浪，相比之下不如种地。另外，征地主要用于建设经济特区、工业园区和高速公路，征地行为发生在城市或城郊结合部。但这些区域近年来已经演化为两大“飞地”，即失地农民的贫民窟，富人防止贫民窟冲击自己生活空间的“缓冲带”，而长期产权不清加上土地登记确权工作没有进展，“飞地”征收难上加难。

　　表面看，修正案从提高征地效率出发，但由于土地产权非常混乱，难以避免转型国家征地中的腐败，而失地农民的可持续就业问题不是一朝一夕就可以解决，农民也不会轻易放弃土地，高价补偿是对冲失地成本的手段，而这对于外资来说是难以承受的成本。此外，弱小的莫迪政府还要面对靠选票生存的反对党作祟、势力强大的国大党反扑，补偿价难降低，因此，无论从征收效率还是征收成本看，印度都没有办法效仿中国，想走中国“土地财政”之路很难，而土地财政无法实现，基建继续拖累印度，“印度制造”之梦也难成真。

　　（作者供职于深圳市房地产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