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养老金并轨是公务员工资改革必要条件
《中国新闻周刊》691期
2015股市：新常态下的牛市机会
2015年的证券市场有较多的机会。经济结构调整和改革会催生较多的行业投资机会和主题性投资机会，例如：环保行业、军工行业，以及国企改革概念股
文/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 张宇 孟山
我们认为，对于2015年中国宏观经济走势的判断，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如何理解“新常态”和“微刺激”之间的关系，及其背后的利益博弈。
2014年中国经济最重要的关键词是“新常态”。如何认识“新常态”，是研判现阶段中国宏观经济形势的关键。
对于中国经济“新常态”的理解，在很多方面基本上有共识，例如：经济增速已从高速增长转向中高速增长，产业结构正由高效率的制造业转向服务业，人口红利逐渐耗尽导致低成本的比较优势发生转化。但对于经济结构调整的路径、方式以及结果，看法分歧很大。有些观点认为中国经济处在崩溃边缘，中国的房地产行业可能复制美国房地产危机，中国的银行业即将迎来“雷曼时刻”。也有些观点相当乐观，认为结构性调整会很快结束；随着刺激政策的不断加码，股市和楼市都将迎来新一轮的牛市。
在解读中国经济时，另一个关键词也是不可忽略的——“微刺激”。“微刺激”和“李克强经济学”“李克强指数”等词一样，几乎从未出现在中国官方的正式用语中，均是源于金融机构或者财经媒体对政府政策的解读。最初是2013年7月，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了减税、加快铁路建设等措施，这些举措被英国《金融时报》总结为“微刺激”。不得不说“微刺激”这个词用得很巧妙，其一方面是对之前“不刺激”解读的修正(巴克莱之前所提的“李克强经济学”，其核心包括不刺激、去杠杆化和结构改革)，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强调与2009年中国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时采取的“强刺激”手段的区别。实际上，“微刺激”一词2014年在财经媒体和金融机构研究报告中出现之频繁，不下于“新常态”。
微刺激服务于“新常态”
政府宏观政策的着力点首先在国有经济。尽管国有经济所占比重和过去相比已经显著下降，但中国政府对于国内经济仍保持着强大的控制力，政府决策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影响宏观经济走势，尤其是能够对中短期内宏观经济的路径选择产生决定性作用。过去30多年中，中国经济总体上处于高速发展，但也遇到过不少困难和波折。通过改革激发经济增长新动力是政府的看家本领，是中国经济奇迹得以不断延续的一个重要原因。
回顾历史，可以从1998年国企改革，2004年宏观调控以及2009年“四万亿”救市等重要时期的政府行为及其后果中得到不少启发。其中有先苦后甜的情形，也有相反的例子。究其原因，政策方向是否准确，政策执行力度是否恰当，其效果是迥然不同的。
从官方的表态来看，“新常态”毫无疑问是主旋律，“微刺激”则是服务于“新常态”的一系列政策手段，二者之间的主辅关系非常明确。从过去一年多各种刺激政策的出台时机和力度来看，其目的主要是为了给经济托底，仅仅是为了确保稳增长而非把经济拉回超高速增长区间。如果这一点没有改变，那么宏观经济走势几乎不可能重现2009年的情形，结构性调整的过程可能会相对比较漫长，改革的阵痛也不可能避免。如果改革措施强有力，经济结构调整取得较好的成果，那么未来的经济走势可能会和1998年之后的情形有一定相似之处。除非国内外经济形势发生超预期转变，例如出现严重经济危机，政府才有可能出台大规模刺激政策来进行对冲。总的来说，我们认为新常态下政府选择先苦后甜的可能性较大。
2015年的证券市场机会仍多
对于证券市场的看法，我们持谨慎乐观态度。2014年下半年，尤其是四季度以来A股市场的大幅快速上涨吸引了众多关注。有不少看法认为新一轮的牛市刚刚开始。对此，我们的看法略有不同。如果说新一轮牛市已经开始，那么实际上应该是2012年底开始的。中小市值股票在过去两年中持续上涨，中证500指数和中证1000指数从2012年低点算起已有两倍、三倍的涨幅。
分析股市上涨的原因，除了市场总体估值偏低、居民资产配置从房产向金融资产转移、货币政策趋于宽松等因素外，各种金融创新所产生的“加杠杆”效应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
目前市场上最主要的杠杆手段是融资融券业务，该业务从2010年3月试点启动，2013年底融资余额达到3432亿元，2014年6月底达到4041亿元，2014年12月初已经突破9000亿元。融资余额的快速增长是推动股市上涨最直接的原因之一。根据申银万国的一项对比研究，目前融资余额占流通市值的比重已超过成熟市场水平。除了融资规模快速增长，融资盘的成交也异常活跃。目前融资买入额占市场总交易额的比重已经提升到15%左右，这一水平超过了日本，与台湾水平相当。
除了融资业务，分级基金等产品，股票抵押、约定式购回等业务也能起到“加杠杆”的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助推了股市上涨。这一情况在此前的牛市中是不存在的，市场运行规律也必然会产生新的特征。股市上涨时，各种杠杆工具可以起到助涨的作用，在股市下跌时则会反过来。A股市场的参与者中有相当一部分缺乏杠杆工具的运用经验，风险意识也比较低，杠杆工具助涨助跌的效果可能会更显著。
过去两年政府一直致力于推动房地产行业和银行业去杠杆化，以降低金融体系的整体风险，对于证券市场的加杠杆基本上是持鼓励态度。其原因一方面是证券市场此前杠杆化程度很低，另一方面则是证券市场的活跃有利于推进改革和经济结构转型。搞活股市，把社会资本吸引到股市中来，可以提高直接融资比重，降低融资成本，从而对实体经济发展起到促进作用。但如果杠杆加得过快过猛，则有可能导致监管层的担忧，对此要进行一定程度的打压。
总的来说，我们认为2015年的证券市场有较多的机会。经济结构调整和改革会催生较多的行业投资机会和主题性投资机会，例如：环保行业、军工行业，以及国企改革概念股。对于价值投资者而言，虽然绝大多数中小市值个股的估值已经相当高，但仍有部分蓝筹股的估值处于合理甚至偏低的水平。对于策略更丰富的专业投资者而言，金融创新将派生出更为丰富的盈利模式。
但这并不意味着风险可以忽视，回顾一下2004年和2005年股市的运行情况或许会发现，在大牛市来临之前的“倒春寒”也是相当具有杀伤力的。
(作者系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课题组研究员)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
中国经济改革研究基金会，是国家发改委下属的全国性公募基金会，由中国人民银行批准设立，1995年在民政部正式注册， 2012年获得基金会3A评级。
该会自成立以来已资助与中国经济改革有关的各类课题140多个，出版学术专著近40部，从2002年起连续十年资助“中国改革论坛”，由该会长期资助的多项研究成果已成为政府部门和国内外企业家的重要参考，比如，《中国改革与发展报告》《中国宏观经济分析》(月度报告)，《宏观经济变量跟踪分析》(季度报告)，《“中国市场化指数”—各地区市场化相对进程》等。累计公益资助金额近4000万元。
2015房市：从城市化看房价分化
楼市野蛮生长的情况今年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将是一种分化格局，特别是一、二线城市与三、四线城市的分化
文/安邦咨询 唐黎明
2014年是中国房地产业跌宕起伏的一年。政策层面上看，限购取消，“930”新政轮番上演，一石激起千层浪；从开发商看，业绩压力、库存压力，压力山大不堪重负；从行业层面上来看，房企触网、众筹卖房，你方唱罢我登场，热闹中又透露着混乱。这一切似乎预示着，房地产行业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上一个十年，是房价持续上涨的十年。下一个十年开始，房价会怎么走？房地产泡沫是破灭还是持续？
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是击鼓传花的游戏
中国的房地产业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学问题，而是掺杂了土地、财政、GDP考核等诸多因素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它与中国的城镇化模式，与中国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GDP考核制度密切相关。
我们不妨从城市的视角，来看看2015年的房市分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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楼市野蛮生长的情况今年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将是一种分化格局，特别是一、二线城市与三、四线城市的分化
文/安邦咨询 唐黎明
2014年是中国房地产业跌宕起伏的一年。政策层面上看，限购取消，“930”新政轮番上演，一石激起千层浪；从开发商看，业绩压力、库存压力，压力山大不堪重负；从行业层面上来看，房企触网、众筹卖房，你方唱罢我登场，热闹中又透露着混乱。这一切似乎预示着，房地产行业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上一个十年，是房价持续上涨的十年。下一个十年开始，房价会怎么走？房地产泡沫是破灭还是持续？
地方政府土地财政是击鼓传花的游戏
中国的房地产业不仅仅是单纯的经济学问题，而是掺杂了土地、财政、GDP考核等诸多因素的政治经济学问题，它与中国的城镇化模式，与中国的土地制度、户籍制度、GDP考核制度密切相关。
我们不妨从城市的视角，来看看2015年的房市分化。
首先，我们来看看中国城市发展与房地产之间的唇齿相依的关系。
纵观全国的城市发展模式，基本上遵循“水多了加面，面多了加水”的游戏规则，即“举债扩张-卖地还债-再举债扩张-再卖地……”以此来扩张城市空间拉动经济发展。当单一的城市核心区发展成熟以后，通过旧城改造或腾笼换鸟等概念，将部分功能向城市新的副中心转移。政府也依赖出售副中心的土地，来获取土地出让金，以支撑旧城改造和新区建设所需的大量资金……不断地扩张，不断地做大财政窟窿来支撑发展。许多地方动辄一到两倍的新城区扩张规模，实际上，以当地的人口、自然资源、经济产业和公共资源，根本不足以支撑如此快速的扩张，于是在边缘新城区出现了空城鬼城等现象，最终导致土地浪费和地方财政负担加重，也没带来预期的经济发展。
如此简单粗放的发展模式，地方政府看重的是依附于土地带来的大量财富。土地财政可以归纳为三种模式：一是土地出让金，通过供应土地获取土地收益，包括出让、租赁国有土地使用权等多种供地方式，俗称“卖地”；二是土地相关的税收，获取依附于土地发展的建筑业和房地产业的营业税和相关税收；三是土地融资，各种名目的地方政府融资平台利用土地抵押获取贷款。
卖地、收税、抵押三个环节一环扣一环，形成了土地财政的生财模式，地方政府在土地财政的生财之道上，走出了以“经营土地”来“经营城市”的道路。据财政部的数据，2013年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首次突破4万亿，达41266亿元，同比增长约45%。这4万多亿包括，新增建设用地土地有偿使用费收入699.22亿元、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金收入39072.99亿元、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1259.67亿元、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234.30亿元。其中，土地出让金在2011年突破3万亿后，2012年下降至2.7万亿元，而2013年再猛增1.2万亿元，3.9万亿的土地出让金占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的95%。以土地财政来经营城市的模式本来顺风顺水，然而当房地产业不景气，土地卖不出去，就难以为继了，尤其还面临着前任政府即将到期的债务。
从2012年开始，一些地方就进入了还债高峰期，从偿债年度看，2012年、2013年、2014年分别有17.17%、11.37%和9.28%的地方债务到期，也即是说，从2012年开始的未来三年将有4万亿的平台贷款到期。据审计署的统计，截至2013年6月底，省市县三级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10.58万亿元，比2010年底增加3.9万亿元，年均增长19.97%。其中，省级、市级、县级年均分别增长14.41%、17.36%和26.59%。如果还是以土地财政的思维发展经济，地方债会如同滚雪球般越滚越大，最终引发金融风险。
2015是房市走向分化的一年
实际上，土地不可能无休止的出让下去，城市建设也不可能无休止的进行下去，地方债务的窟窿也不可能只做大不还债，中国的城市化模式和房地产的发展模式，已全面步入后土地经济时代，而房地产的好日子也一去不复返了，原有的产业发展模式、项目建设模式、城市运营模式，都走到了另一个转折期。这个转折期，对于地方政府、开发商和房地产业主来说，都面临着全新的挑战。
楼市和房地产产品将出现分化。
首先，楼市野蛮生长的情况2015年将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将是一种分化格局，特别是一、二线城市与三、四线城市的分化。2013 年以来，一、二线城市房地产市场持续回暖，商品房和土地成交均量价齐升，且涨幅巨大；而三、四线城市楼市则基本平稳，部分城市甚至面临整体下滑的趋势。
一、二线城市经济发达、产业雄厚，教育、医疗、就业等优势资源高度集聚、对人口、产业和企业的吸引力大，土地相对稀缺，且供不应求，这也使得一、二线城市的房价上涨有一定的人口和产业支撑。三、四线城市却没有那么多好运气了。经济发展水平普遍不高、购买力较弱、人口及资金净流出、市场空间本就有限，上一轮调控后，大量房企从一、二线城市涌入三、四线城市，进一步推动当地商品房库存持续走高，日积月累，形成现在的分化格局。媒体报道最多的空城、鬼城多集中在吸引力较弱的三、四线城市。
除了城市的分野以外，房地产品也将出现分化。普遍的情况是，一、二线城市的住宅地产还在苦苦支撑，商业地产、工业地产等却不如人意。而三、四线城市则是住宅地产、商业地产、工业地产、写字楼全面哀歌。
以旅游地产为例。自 2008 年以来，一些大型房企，都纷纷进军与文化、养生养老相关的旅游地产开发，在三亚、云南等地大肆圈地建房。这些项目大多是以旅游开发为名义，大肆圈地建造“高端住宅”，不仅使旅游景区的生态环境遭到破坏，还出现了“空城”“鬼城”。
房地产业的严峻形势，也使得房地产商开始谋求多元化发展。
万科从专注住宅开发转向“城镇化配套运营商”，将目光投向了商业地产、养老地产等领域；绿地集团从“地产开发商”向“综合地产全程运营商”转型，从中国市场向全球市场转型布局；世茂集团建立云平台，转型为生活方式服务商……除了在地产领域内向更为细分的纵向市场转型外，不少房企也在尝试横向转型。万达拥有万达商业地产和万达院线两家上市公司；恒大地产的多元化业务已经涉及农业、矿泉水、体育、甚至光伏等领域。在2015年，房企的转型势在必然，一方面继续多元化的路径，另一方面也需要专业化，谋求在房地产业的细分领域的竞争力。
城市化不再是圈地卖地盖房子
在新的一年里，除了房企要转型以外，地方政府也需要转变发展思路，土地财政行不通之时，如何盘活存量资产就成了一门学问。
国土资源部某高层官员就曾表示，我国的工业用地比例过高，已经达到26%，在制造业比较发达的城市，工业用地超过40%，个别城市超过50%，相对于纽约的7%、中国香港的6%、伦敦的2.7%、新加坡的2.4%，工业用地的比重过高，一方面反映了生产和生活用地失衡。另一方面表明，中国的工业化用地效率太低。
三、四线城市在招商引资时，多以低地价来吸引客商，间接助长了用地粗放扩张。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也反复强调，一线城市要严控特大城市的人口规模，这意味着土地出让规模也会相应控制。可见，无论一、二线还是三、四城市，均需盘活存量土地。对地方政府而言，与其拼命索要土地指标，不如盘活存量闲置土地。
从过往的城市发展来看，城市化不再仅仅是圈地卖地盖房子，城市化的重心需要从建设转向管理和效率；粗放城市化所导致的债务危机也已迫在眉睫，2015年，从中央到地方，从房地产企业到投资者，都需要转换发展思路，以新的发展思维，迎接新时代的到来。
(作者系安邦集团合伙人，高级研究员)
安邦咨询
安邦咨询公司成立于1993年，是国内现存最早、最为著名的从事宏观经济与战略决策研究的民间智库。曾经为北京、秦皇岛等多个城市及上百家企业提供咨询策划服务。最近与北京建筑大学合作建立了安邦城市研究院，专注于城镇化和城市发展战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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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title= subtitle=]金融系统和制度方面的缺陷对中国经济的负作用已经显现，金融改革已是中国的大势所趋，不太乐观主要是指改革开放的速度与幅度。而2015年的金融改革与中国的对外发展战略有重要关系。展望2015年的货币政策，稳健基础上的适度放松将成为最可能的政策选择
文/安邦咨询 贺军
在经历了2014年的步履艰难之后，中国经济将迎来什么样的2015年？作为全球最大的新兴市场经济体，中国经济前景与政策的任何变化都会吸引全球性的关注。根据十八届三中全会确定的改革方略，中国经济改革的主要任务是市场化改革，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在中国市场的资源配置中，金融资源的配置问题无疑最为严重、波及面最广、影响也最大。因此，2015年中国的金融改革与政策变化肯定是最重要的改革领域之一。
几个“改革节点”期待突破
首先我们来看中国面临的金融改革。中国金融改革的一个基本目标是改善金融资源配置，纠正经济中的资源配置扭曲，为中国经济增长提供持续的金融支持。客观来看，中国的金融改革是个持续的系统进程，改革一直在进行，但改革的进展与市场需求之间仍存在一些脱节，这是市场对金融改革不满的地方。一些比较突出的“改革节点”有：利率市场化改革、汇率制度改革、人民币国际化、资本账开放等。
一、利率市场化是金融资源市场化定价的重要机制，改革的意义毋庸多言。不过，国内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战线拉得很长，在2014年实现了贷款利率市场化之后，仍剩下存款利率市场化这最后一只靴子，不知道何时放下来。
长期以来，国内的利率制度扭曲了金融资源的定价，人为压低了借贷成本，一方面鼓励了有特殊权力的企业(如国企)获得廉价金融资源，刺激了基础设施和制造业领域的一些过度投资，并导致钢铁、水泥和有色金属等行业产能严重过剩，带来大量不能盈利的企业；另一方面，利率非市场化造成了国内金融机构的业务创新能力不足，金融市场的业务结构长期固化，国内融资市场“脱媒”不易。与此同时，由于市场化不足，金融资源配置的中间环节太多，中介们节节加码，人为抬高了流向最终需求方的资金成本。
利率市场化改革就差最后一脚，随着存款保险制度的推出，利率市场化改革已经不存在制度方面的障碍，能否在2015年实现完全突破，这主要是个政治决心问题，除了看决策层对金融改革迫切性的认识，关键要看如何面对国有银行利益集团的游说与“抵抗”了。
二、人民币汇率形成机制改革自2005年启动已近10年，在金融改革中属于进展不错的领域。在有管理的浮动汇率政策目标之下，中国政府基本成功地实践了一条渐进式市场化改革道路，被显著低估的人民币汇率在很长时间内呈现单边上涨格局。要指出的是，人民币汇率改革的过程，与中国企业“走出去”和人民币国际化的进展形成了较好的协同效应。
人民币汇率改革至今，曾经有人担心的市场冲击并未出现，人民币逐渐呈现出的“强势”迹象，比较客观地反映出了当前中国经济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在笔者看来，未来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可能不再需要太多调整与改革，沿着既有路径推进市场化即可，今后的人民币汇率将更多呈现市场化之下的双向波动特点。
三、人民币国际化和资本账开放可能是受到争议最大的金融改革领域。争议的焦点不再是否应该人民币国际化，而是在人民币国际化速度和时序上。
赞同加快改革者认为，中国经济已深入参与全球化，人民币国际化是大势所趋，这既是中国的经济目标，也是中国的政治目标。而反对加快改革者认为，人民币国际化的实质是资本项目自由化，在中国国内市场制度建设还没有做好准备的时候，过快推进人民币国际化必然要求资本账户的完全开放和资金实现自由流动，这会导致大量流动资金进入中国，可能会造成房地产泡沫、股市泡沫，以及货币急剧升值等现象，给中国带来一系列金融风险。在激烈的争议之下，中国的人民币国际化至今没有明确的时间表。
不过在安邦(ANBOUND)研究团队看来，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必须与中国在国际贸易和投资中的地位相适应，此外，中国结构调整和产能过剩更需要中国开放资本项目管制，为人民币资产保值增值服务。在这些方面，中国迄今进展稍缓的人民币国际化实践已经成为一块短板。如果开放资本项目管制对海外众多国家央行增持人民币资产无疑具有巨大的推动力，也将为信贷资产证券化开辟了海外新市场，相比欧美因消费形成的政府债务，中国各级政府为基础设施投资形成的政府债券无疑更具有投资价值。
我们认为，开放资本项目管制并无损人民币的币值稳定，中国经济的中长期前景将确保人民币保持中长期升值趋势。在借鉴国际经验的基础上，中国完全可以对海外人民币的流入流出进行管理，避免对国内金融市场造成过多的冲击。
在我们看来，对中国未来的金融改革既不能太乐观，也不宜太悲观。
不太乐观的原因在于，金融改革已是中国的大势所趋，金融系统和制度方面的缺陷对中国经济的负作用已经显现，在中国市场上的资源配置市场化方面，金融领域的表现相对落后。迫切性与需求都摆在这里，因此，金融改革已是不改不行了。
不太乐观主要是指改革开放的速度与幅度。金融改革也属于系统改革，由于担心出现金融风险，很多改革的速度和规模会受到控制，在前述的资本账开放、人民币国际化进程方面，都会处在受控改革状态。在平衡长短期目标的背景下，中国的金融改革更大的可能将采取渐进方式推进。有意思的是，外资对中国金融改革的困难已有充分估计。正如一些外资金融机构人士所表示：“(中国)资本管制的逐步放松应会给资产经理带来很多机会，但我们必须接受的是，这些改革的落实速度将相当缓慢。然而，由于中国市场潜力巨大，付出耐心是值得的。”
要强调的是，2015年的金融改革与中国的对外发展战略有重要关系。2014年中国推出了“一带一路”、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亚投行)、丝路基金、金砖国家银行等一系列对外发展战略，这些发展计划被外界统称为“中国版马歇尔计划”。实施这一计划不仅需要中国金融机构的大力参与，该计划本身就是人民币国际化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中国的金融资源则是推动计划落实的利器。要推进落实这些发展计划，中国必须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来推动配套的金融改革。因此，在整体谨慎的金融改革政策之下，也蕴含着一些发展亮点。
货币政策仍将延续2014年的尺度
对市场人士而言，对2015年中国金融领域的另一个关注焦点是货币政策如何变化。
对货币政策基调的判断与中国的宏观经济形势有关。目前，市场对2015年中国经济的看法转向悲观，多家机构将明年GDP增速的预测值从7.5%左右下调至7.0%左右。至此，明年中国经济比今年要差的市场共识已基本形成。在安邦(ANBOUND)研究团队看来，2015年中国经济增长预估也在7%左右，即使实现起来有难度，也不会偏离太多。
2015年的货币政策将如何确定基调？实际执行之中又将会如何？在我们看来，判断明年货币政策的走势要紧扣“新常态”这个重要背景。“新常态”已经成为国内的共识，也成为各级地方、各个部门规划未来工作、制订相关政策的重要依据。
在2014年11月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APEC)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国家主席习近平阐述中国经济新常态时重点强调了三点：经济增速要放缓，经济结构要调整，增长动力要转换。在经济增速上，中国将从高速增长转为中高速增长。虽然国际上对经济增长的高速和中高速并没有明显标准，但从国际比较来看，如果中国经济增长达到7%，也符合中高速的标准。实际上，以中国超过50万亿人民币的经济体量，实现7%的增长是完全可以接受的。
对于2015年的宏观政策，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已给出了明确信号。会议提出了两点：第一，主动适应经济发展新常态，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第二，要继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很明显，2015年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仍将延续2014年的政策基调。2014年中国经济下行压力不断增大，但在此情况下央行也一直坚持未出台大规模、连续的刺激政策，除了一次降息外，其他政策都是定向、窗口式的放松政策。2014年央行在货币政策上的操作，可以作为判断明年货币政策的一个参照。
在央行降息后，市场对货币政策全面放水的预期被点燃。有研究机构曾肯定地预测，明年中国央行将降息四次，全面降准一次。在笔者看来，这种预测过于乐观。如果参照2014年央行货币政策的执行尺度，只要2015年国内外经济形势不发生断崖式的下跌，中国货币政策的基调仍将延续2014年的尺度。正如安邦研究团队此前所分析，2015年的货币政策在短期流动性方面可能会不断放松，但不会形成长期流动性也放松的市场预期。在降准降息和普遍量化宽松这些政策工具当中，大概率的工具可能是降息。即使是一次降息和一次全面降准，对于稳健的货币政策来说也属于较大力度的政策。
稳健货币政策的基调会影响很多其他货币政策的执行，比如在货币投放量、信贷增量等方面，可能都不会有太大的变化。其他一些改革政策如存贷比监管政策的调整，在稳健货币政策的基调下也不会有实质性的改革。
考虑到央行将非存款类金融机构存放款项从“同业往来”调整至“各项存款”，并从2015年1月1日起实施此项调整，这将会实际增大信贷释放的规模(有机构估计理论上最多可增加7.4万亿信贷)，我们估计，进一步的存贷比改革政策暂时不会出台。
展望2015年的货币政策，稳健基础上的适度放松将成为最可能的政策选择。在确保基本经济增速达到7%的底线基础上，中央将会坚持经济转型和结构调整这一根本任务，不会让过度刺激政策再度干扰已在进行的改革。
(作者系安邦集团研究合伙人高级研究员)
安邦咨询
安邦咨询(Anbound)是目前国内规模最大、最富影响力的信息咨询研究机构。作为国内领先的独立战略型智库，安邦自1993年成立以来一直专注于财经、公共政策和风险领域的信息研究和分析，现有员工500多人，7家分公司，1家海外研究中心。安邦咨询向中央及地方政府、世界500强中三分之一以上的企业、中国大陆2/3以上的金融机构提供专业的战略评估、政策分析、经济分析等研究和信息服务，已成为众多中央和地方政府及企业决策层的重要决策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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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title= subtitle=]看似平淡的物价走势背后，脆弱性风险正在积累，稍有不慎则可能导致形势急转直下
文/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张鹏
2014年，中国物价形势总体平稳。但随着增速的持续下滑，至年末，引发了市场对通货紧缩的担忧。
我们认为，2015年，国际经济形势依旧错综复杂，国民经济仍处于“三期叠加”(经济增长速度换挡期、结构调整阵痛期、前期刺激政策消化期)的重要阶段，财税体制改革、价格体制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等经济改革的重头戏攻坚发力，给物价运行注入了新的变量。
尽管如此，2015年，中国物价形势的总体特征相对清晰。那就是，在国际国内经济环境不发生急剧变化的情况下，物价运行将保持低速增长，以CPI为代表的消费者物价指数的全年均值预计在2%左右，而GDP平减指数(即GDP折算指数，能更准确地反映一般物价水平走向)预计在1.2%~1.5%之间。
不过，影响物价的因素多种多样，既包括国内市场的供给和需求，也包括国际经济环境和金融市场的变化，还包括一些重大的经济体制改革措施。因此，全年物价的波幅并不会平稳，预计将形成前低后高、震荡上升的曲线。
但是并不是说，2015年中国的物价形势就处在低增速、小波动的高枕无忧状态。恰恰相反，看似平淡的物价形势背后，脆弱性风险正在积累，稍有不慎则可能导致形势急转直下，诱发通货膨胀，我们将这一情形称为“通胀悬崖”。
2014年物价形势
2014年物价形势总的特征是：增速放缓，矛盾增多。
CPI自年初的3%，下降到11月份的1.4%，已进入到消费品内部结构的修正期，并引发了市场对于通货紧缩的担忧。而以PPI为代表的生产者物价指数则出现了连续33个月的负增长，一方面导致生产资产和中间产品的生产企业产值下降，另一方面也消散了成本推进型物价因素的形成风险。考虑到出口商品价格指数的小幅下降和投资品价格的基本稳定，GDP消胀指数也应保持在1.5%左右的低位运行。因此，物价指标总体表现为增速放缓，区间安全。
但另一方面，物价运行中的矛盾也在不断增多，突出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企业的原材料库存不断下降，在价格因素的作用下，企业出现了2009年以来的第二次“去库存化”，存货投资明显下降，既影响了全社会的资本形成总额，又增加了生产资料的价格风险水平。二是，进口的大宗商品从补充国内市场的供给不足转向价格替代。由于进口价格更为低廉，导致国内生产资料需求大量转向进口品，国内资源类产品受到直接冲击，使国内的部分需求和供给错位。三是，财富效应(指消费者的资产净值变化对其需求的影响)和家庭消费预算弹性同时趋紧，影响了国内消费需求的正常增长，从而导致了耐用消费品和价格弹性较大的消费品同时选择降价营销，直接影响了价格指数，同时也透支了未来的消费能力。
这些矛盾与经济的基本面，和物价形势的波动风险紧密相关，在2015年仍将继续存在，并与国际、国内的经济因素相结合，衍生出新的情况和问题。
全球经济“中级塌陷”加剧
2015年，全球经济仍将处于不对称增长阶段。国际供应链深度调整、全球能源再次创新以及新经济的技术外溢尚未形成，都将加剧三级经济结构中的“中级塌陷”问题。
美国经济率先复苏，页岩油气等新兴能源资源的大规模使用，在世界市场产生了巨大的能源替代。2015年，预期美国的原油进口量将在日均550万桶左右，仅大致相当于上世纪80年代的原油进口规模，从而导致国际油气资源的相对供给过剩，价格走低。
但是，能源商品的价格下降并未改善中级国家(如欧、日等)的产出成本和效率，转而引致美国的“逆工业化”浪潮，引发了国际供应链的深度调整。“美国制造”从研发和关键零部件生产，延伸至部分高能耗、低污染、高附加值的产业，或大幅度延伸了“美国制造”产品和工序的链条，使得美国直接与第三级经济体的优势产业相衔接，导致部分中级经济体遭遇边缘化风险。
此外，美国新的“分布式”产业组织方式刚刚兴起，有效激发了现有市场和企业的创新与协作，从而使得“挖潜式”发展和“内生性”增长成为美国经济的主基调。但产业分工和技术创新滞留在美国经济之中，尚未形成有效的外溢渠道或新的市场需要，中级经济体也很难像在以往的复苏过程中一样，获得良好的技术外溢，创立新的产业。
在这种情况下，欧、日等国仍处于积蓄力量、化解矛盾的复苏企稳阶段，对国际大宗商品市场难有拉动。因此，2015年国际大宗商品市场仍将呈现出价格低位运行并小幅波动的情况，重要的能源和资源类商品尚不具备“成本推进式”的能力和趋势。
中国是世界大宗商品的重要进口国，原油、天然气、铁矿石、煤炭和粮食等大宗商品的进口量均居世界前列。目前，除粮食外，其他资源能源类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下降，已经大幅度降低了中国企业的生产成本，并传导至消费品领域，引发CPI增速的持续下行。
2015年，预期以资源、能源为重要原材料的工业制成品的价格仍将保持低位，但需防范国际市场异动的风险。而粮食类产品的价格则可能逆市上涨，从而导致企业的物价感受与居民的物价感受相背离。
国内产业结构调整和国企改革的影响
受到国际经济波动和国内“三期叠加”的影响，中国产业结构面临深刻的调整。一是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和现代服务业的发展，形成国民经济的新兴产业群；二是主动应对产能过剩的风险，加速推动过剩产能的退出；三是优化产业布局，将劳动密集型和资源能源导向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
这种产业结构调整，将给中国的物价形势带来显著的影响：新兴产业的建设和发展，一方面将提高对非传统资源的需求，另一方面将带来对传统资源的节约，由此，资源能源价格的需求驱动受到抑制。传统产能的加速退出和生产设备的改造升级，都将减少资源能源消耗，进一步降低对资源能源的需求。生产布局的调整使得运输体系中的初级产品数量明显下降，而加工品和制成品的数量上升，即使资源能源价格出现了小幅波动，也很难传导至生产制造领域。所以，国内产业结构的调整，在总体上是有助于物价形势的稳定的。
2015年，中国国有企业将在分类的基础上，渐次推进国有资本运营公司、混合所有制、董事会和高管制度、员工持股计划等多项改革。这些改革将促进主体平等、资本融合、产权流转和市场开放，提升国有企业的经营效率，拓展民营资本的市场空间，增强市场机制的一体化程度，从而为中国经济的发展释放重要的市场空间和效率空间。国有企业还是中国资源和能源的重要持有者，拥有较大的市场话语权，在民营资本进入后，国有企业垄断的资源和能源市场转向有序开放，竞争活力增强，价格也将稳中有降。因此，国有企业改革总体上也有助于物价形势的平稳运行。
价格体制改革加剧复杂性
在2015年的重要改革措施中，价格体制改革构成了重要的一环，并将对物价运行产生直接的冲击和影响。从价格体制改革的设计来看，有望被进一步放开的价格包括部分行政性垄断的价格、部分农产品价格和部分公共服务(产品)的价格等。
2015年有望启动的行政性垄断价格改革，预计包括铁路运输、电信服务、电力销售和油气销售的价格改革。改革的方向各有不同，但都具有界定垄断环节、优化价格管制、鼓励加强竞争的特点。因此，也有望使运价、电价、通信费等有所下降，相应地降低物价增速。
与行政性垄断价格改革鼓励竞争、提高效率的方向不同，农产品价格改革的主要目的是保护农业生产的积极性，提升农产品的质量，并保证城镇居民生活的平稳有序。因此，农产品价格区间和农产品价格保险制度都会在审慎的基础上稳定推进，相对应地开展农产品临时收储机制、保护价支持机制和农业补贴机制改革。由于改革的时间表尚未确定，也暂时无法预计农产品价格改革对2015年物价运行的影响。从理论上看，这会在提升食品安全和产品质量的同时，一定程度上提升农产品价格。
公共服务(产品)价格改革更是影响巨大。尽管改革的方向已经确定，但具体的路线图和时间表都处于研究阶段，预计将在确保增进民众福祉和发挥市场决定性作用的前提下，审慎地予以推进。2015年，预计将放开基本药物价格和部分医疗服务价格。从征求意见稿的方案来看，对药品价格的直接影响有限。而医疗服务价格也与医保改革相衔接，预期由居民自行承担的部分不会有明显的变化。
制约通货紧缩的因素
中国消费增速一直保持稳定，尽管2014年1~11月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速只有12%，但明显超过了GDP的增速，并保持稳定，为防范通货紧缩的风险提供了最坚实的基础。
2015年，随着国际贸易的恢复和国际供应链重构的不断推进，中国的出口形势有望得到改善，并表现为出口规模的扩张。由于本轮扩张是在强势美元的背景下出现的，国内出口企业的价格竞争压力并不大。出口的扩大会在一定程度上支撑国内相关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从而成为制约通货紧缩的第一个因素。
而金融改革的深入推进，将使得市场的货币机制和信用机制获得重大的发展机遇。存款保障制度的建立将进一步优化资金配置，并推动央行适度降低存款准备金率，增强市场流动性；商业银行的住房抵押贷款支持证券(MBS)的发行，进一步推进了中国资产证券化的建设步伐，促进再融资的发展；多层次资本市场的建设也将提供更为便利的投资渠道，促进资产交易增值，提高财富效应，形成消费激励。这些改革，成为制约通货紧缩的第二个因素。
除上述内容外，制约通货紧缩的因素还有很多，包括资产配置结构的变化、人民币国际化的推进、现代产权制度的完善等。尤其在当前拥有120万亿元流动性规模(M2)的情况下，通货紧缩的风险不是没有，但真正爆发的可能性极其微小。
“通胀悬崖”
但通货膨胀的风险仍然存在，也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通胀悬崖”。
导致“通胀悬崖”的第一个风险，来自于供给层面，即存货投资的问题。如前所述，中国PPI已经连续33个月负增长。从企业来看，无论是原材料存货还是产成品存货，都应处在积极的“去库存化”状态。伴随着企业存货量调整的，是企业空置产能的增长和当期产出的下降，同时也增加了企业面对价格波动的脆弱性。无论是原材料还是制成品，一旦市场价格上涨，企业无力在生产和销售过程中予以消化或延期，而是直接传递到消费品层面，大大提高了物价的波动敏感性。此外，该阶段制成品存货的增长多属于非意愿存货，9月末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产成品存货增加15.1%，值得高度关注。
导致“通胀悬崖”的第二个风险，来自于需求层面，即需求的变动引发投资和消费比例关系的急剧调整或是投资结构的巨大变化。最有可能形成上述风险的诱因，是房地产市场的变化。随着房地产作为投资品的吸引力的逐步淡出，房地产所附着的资本存量也将随之调整，在造成大量房地产企业倒闭的同时，还将加大金融机构的坏账风险。部分资金套牢在房地产市场，相当大一部分资金则会逃离，进入其他的资本市场或消费品市场，从而导致消费品的价格异动和整体物价波动。
在“通胀悬崖”之外，相对平稳的物价形势给中国的各项改革和经济治理准备了较好的环境，积极财政政策扩张的空间增大，稳健货币政策的余裕增多，投融资政策的潜力也有望得到有序发掘。
(作者系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研究员)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财政部直属事业单位，1956年 6月成立，担负着财经理论政策研究和财政决策可行性分析以及培养高级财会人才的任务。1980年创办《财政研究》和《财政研究资料》 (现改为《中国财经信息资料》)两刊。在宏观经济理论与政策、财政基础理论、收入分配、财政体制、政府预算、国家税收等研究方向上，在国内外具有广泛影响。改革开放以来，与国外财政界的交往与合作研究日益扩大，进行了多项合作课题研究。目前正在努力建设一流新型智库，为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和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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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title= subtitle=]中国将成为世界移动互联网的中心地带，成为推动世界移动互联网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力量
文/互联网数据中心(IDC) 张亚男
2014年，中国大互联网产业仍然延续前一年的热度，高开高走。除了用户基数、应用数量与品类、创业创新项目、资本热度等主要产业发展指标持续创造新高外，在产业发展方面，互联网成为中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的重要驱动力之一，这一特点主要表现在：互联网经济与实体经济紧密结合；从互联网思维，到互联网对传统企业的颠覆与重构，再到O2O热度再起。回顾2014年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大势，总体上看有几个重要方面不容忽视。
2014年2月，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成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没有信息化就没有现代化”“要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同年，李克强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要促进信息消费，实施“宽带中国”战略，加快发展第四代移动通信，推进“城市百兆光纤工程”和“宽带乡村工程”，大幅度提高互联网网速，在全国推广“三网融合”。至2014年11月，随着世界互联网大会在浙江乌镇的召开，中国互联网产业再次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
据IDC的数据显示，截至2014年底，中国网民规模将达到6.5亿人，互联网的普及率将达到48%，较2013年提升2个百分点。与之相比，随着4G业务的正式商用，及智能手机用户基数的不断提升，2014年，移动互联网用户不断增加，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到5.54亿人，同时间段其用户增速是传统PC互联网的两倍，带来了中国大互联网产业新的人口红利时代。基于此，众多应用的开发，以及商业模式、硬件的创新均围绕移动互联网市场展开。
从网络用户年龄结构来看，90后的崛起和00后的增长潜力将决定中国互联网产业的未来。预计2014年中国互联网90后人群的覆盖率将超过40%。其中，20岁到40岁之间的主流消费人群的互联网渗透比例不断提高。据IDC研究显示，90后及00后成为中国互联网产业的主力新生代人群。90后人群勇敢追求自我，个性化诉求增多，小群体的社区效应日益明显，使得新的“非主流”产品/应用逐步成为主流。而00后强调个性化，群体和社区属性标签更为鲜明。消费者核心诉求的转变、对精神诉求的偏移，以及主流消费人群的代际转换，催生了一系列新消费品牌及产品的快速崛起，小米即是一个鲜明个案。
瞬息万变的互联网世界的未来发展必将立足于现状，从2014年互联网领域重大事件中，既能发现中国互联网产业的发展动态，又能昭示未来的发展趋势。IDC分析师从纷繁复杂的市场环境中总结出对2015年中国大互联网产业发展的10条预测。
预测1：中国互联网渗透至三四线城市乃至农村
在2014年中国官方乃至全世界对中国大互联网产业关注度不断提升的背景下，预计2015年，中国互联网将进一步渗透至三、四线城市，中国农村4亿之多的非网民人口将成为中国互联网下一波人口红利。
针对互联网在人群不同结构中的人口渗透情况，IDC预计，农村低龄且正在接受教育的年轻人群将成为前期发展的主力。此外，智能手机及移动互联网也将在此类人口中迅速普及。据预计，2015年，三、四线城市人口将成为中低端智能手机购买的主要人群。从应用角度来看，娱乐类及社交类应用(如音乐、聊天、游戏、阅读)是此类人群的主要诉求。但是随着阿里巴巴、京东等主要电子商务渠道下沉，中国含7亿人口的农村市场将成为电子商务下一波蓝海市场。
预测2:中国成为世界移动互联网市场的中心地带
首先，从智能终端市场来看，据IDC预测，2015年，中国智能手机出货量将达到4.5亿部，继续稳坐全球智能手机市场的老大地位，占全球市场份额达31%，是排在第二位的美国市场的近三倍。同时，将有3.3亿部4G手机，占整个智能手机市场出货量的71%之多，与西欧成熟市场相当。除智能手机外，各种智能设备也将层出不穷，如智能手环、眼镜、戒指、项链、医疗设备、环境监测设备、温控设备、智能家居、智能车载仪器等，从硬件角度营造全时触及网络的环境。
其次，从用户体量角度来看，中国移动互联网用户数目前已经达到中国互联网用户的80%左右，庞大的用户基数为中国移动互联网应用的创新发展，细分领域的探索提供了坚实的用户基础。
再次，从应用创新的角度来看，移动支付、移动社交、移动电子商务等主要市场及各类小众APP层出不穷，进一步展现了中国移动互联网的创新能力。此外，各行各业将与移动互联网深入融合，移动设备与传统行业业务逐步紧密结合，也将催生众多面向政府、交通、医疗、教育、娱乐等行业的创新企业及创新应用。
基于以上三点主要原因，中国将成为世界移动互联网的中心地带，成为推动世界移动互联网发展的不可或缺的力量。
预测3：互联网对传统行业的颠覆和重构将成为现实
互联网将世界透明化、信息实时化、个人中心化，尤其是互联网的去中心化，使得自下而上的产品及组织结构设计实现成为可能。电子商务更是传统行业重构与改变的助推剂。随着传统产业基础产品供给相对过剩问题的加重，以及消费者个性化诉求的增长，需求驱动(C2B)的产业发展模式必将成为传统产业转型的重要方向，而主流消费人群使用互联网程度的不断加深，将会让这一产业变革浪潮势不可挡。如果将交易过程中任何一环节设计电子商务相关服务都算作O2O电子商务市场，预计202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中将至少有66.7%的交易涉及电子商务相关服务，产业影响力不断提升。
同时，中国移动电子商务的快速发展也将加快这一趋势的到来。由于手机或者移动终端能够追溯到每一个消费者，使移动电子商务市场的发展不会是简单的由PC端向移动端迁移，而是以个人消费者为中心，提供更加个性化的产品和服务。对个人消费者本身的争夺将逐步代替流量入口之争，成为产业各方获得竞争优势的关键。
尽管传统行业互联网化进程各不相同，但就整体来看，2015年，大部分传统企业互联网将集中在产业运营和资源使用效率的提高(包括O2O渠道整合、客户关系管理、产品服务全程溯源等)以及产品和服务的业务创新(包括用户参与的产品设计和改造、小众市场及C2B定制等)，仅有部分互联网化进程较快的行业如智能手机、服装服饰等行业，将步入向产业链高附加值环节的转移，包括传统渠道突破、开创个性品牌、网络渠道专家 、产品设计及全新的营销方式等。
预计2015年，互联网重构的重点行业将集中在医疗、金融、教育和政府。
预测4：O2O助力传统电商从实物电商向个性化服务电商深度延展
2015年，O2O仍将是行业热点，将推进传统电商从实物电商向个性化服务电商深度延展。2014年，阿里及京东的上市已经将中国实物电商市场推向高潮，综合类电商市场基本没有新进入者的机会。而对于垂直电商来说，产品垂直化电商市场空间将进一步被综合电商挤占。但是对于面向垂直人群的电商平台如母婴产品等，仍存在机会。
较之O2O模式，个性化服务电商在2015年将进一步发展。首先，餐饮、家政、母婴护理、教育等行业是O2O发展的主要方向；其次，传统行业企业尤其是3C及服装服饰类企业利用线下店面引流人群至线上销售的路径，将进一步凭借例如微信等平台得以实现。再次，O2O仍将是BAT竞争的焦点领域，在地图等领域已经布局结束后，如何利用地图等底层信息服务提升O2O市场价值，将成为其首要考量的问题之一。
预测5：跨境电商及移动电子商务仍是传统电子商务市场两大看点
从成熟电子商务人群消费习惯来看，已经从原来的高频次低单价，向低频次高单价转变，这种转变预示着消费者消费层次的提升，在此过程中，对海外产品需求放量。
2015年，跨境电商产品品类进一步丰富，将从食品、母婴用品、服装服饰、3C产品等品类拓展至珠宝首饰、汽车、家具等单价较高的产品。在这一市场发展过程中，除原有的阿里系、京东系等大型的电商平台积极参与市场竞争外，一些中小型跨境电商平台将参与并发展，或将出现聚美优品类型的企业。
如前所示，随着移动互联网普及及移动生态系统的打造，移动电子商务仍然是2015年的主要看点，也是传统电子商务高举高打的市场方向之一。此外，微信构建的移动电子商务生态圈力量也将显现，“微商”将成就一部分自媒体及个人卖家。
预测6：以IP授权为核心的泛娱乐产业进一步落地
PC游戏市场规模增速稳定，手机游戏市场规模增长速度放缓，传统以游戏为核心收入的互联网企业将进一步探寻其规模化增长的路径。在这一背景下，通过资本运作、跨界合作等方式获取IP内容资源将成为其核心战略之一。2014年，360成立独立的IP洽谈部门并上线IP交易平台，腾讯与阿里注资华谊等举动，使得腾讯泛娱乐战略初步落地。2015年，在文学、影视、游戏、动漫等方面的跨界合作逐步深入，对于提升上市公司市值大有裨益。
预测7：民营银行、股权众筹引领互联网金融市场
2015年，互联网金融继续引领行业热点。
首先，2014年初银监会公布首批5家民营银行试点方案，2014年底，腾讯微众银行开业，2015年，BAT等互联网巨头将集中部分兵力拓展民营银行相关业务，通过具有个人IP属性的大数据的深度挖掘，中国个人信用体系将进一步建立，面向中小企业的信贷体系可能会得到推进。
其次，与奖励众筹及公益众筹相比，股权众筹将成为2015年重中之重。随着《股权众筹融资管理办法(试行)》的出炉，股权众筹在政策层面被首次承认，将成为继VC后，中小微企业融资的主要通路。但是股权众筹对平台企业要求较高，市场将很快洗牌。
预测8：二维码成为移动支付的主要方式
2015年元旦及春节期间，新一轮的基于移动支付的“送钱战”又将打响，经过2014年的用户教育，移动支付市场已经渐趋成熟，二维码、近场支付将成为移动支付的主要方式。尤其是二维码，将成为兵家必争之地。从一定意义来看，二维码已经成为移动互联网流量的主要入口，也是线下企业线上支付的主要通路。此外，基于微信生态圈的二维码支付将成为线下企业互联网化的主要模式。
IDC预计，2015年，阿里巴巴“双十一”当天，移动支付交易额将超过PC互联网交易额，占比将提升至55%~60%左右。
预测9：车联网及汽车后市场持续火爆
以汽车数据信息的收集、监控、分析为基础的汽车后市场稳健发展，以此促进了车联网市场的火爆。汽车被定义为手机、可穿戴设备之外的另一个移动网络应用环境的重要载体。随着3G及4G网络的普及，车载设备的用户体验不断改善。2015年，除地图导航外，以地图为基础的O2O商业入口进一步打开，随着车联网平台及技术的不断完善，车载娱乐将打破原来音乐、广播、视频等应用模式，生活信息服务、游戏等应用也将整合到汽车服务平台中，为城市用户提供等候时可选的应用入口。多屏合一技术的完善，将为用户提供应用体验的无缝连接。
预测10：网络安全将被提升至国家安全级别的重要高度
当网络成为人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时，用户在网络中暴露的信息也将日趋增多，用户信息因为网络安全不到位而泄露的情况频繁发生，甚至威胁到国家安全。2014年，中央建立网络安全和信息化领导小组也彰显了国家对于网络安全的重视。2015年，基于社交网络、电子商务、新媒体等形态的网络安全工作将提升到重要高度，网络安全也将是中国成为网络强国的重要保障。此外，BAT3等中国互联网巨头也将在网络安全相关领域进一步攻城掠地。
(作者系IDC中国研究经理)
互联网数据中心
IDC是全球著名的信息技术、电信和消费科技咨询、顾问和活动服务专业提供商。IDC帮助IT专业人士和投资机构制定以事实为基础的技术采购决策和业务发展战略。IDC在全球拥有超过1100名分析师，他们具有全球化、区域性和本地化的专业视角，对110多个国家的技术发展趋势和业务机会进行深入分析。IDC隶属于全球领先的媒体出版、研究咨询及会展服务机构IDG(国际数据集团)。
2014年中国互联网十大资本运作事件回顾与分析
(括号内星号表示该事件重要性评级，五星为最高级)
一、2014年9月19日，阿里巴巴集团纽交所成功IPO，成为全球范围内规模最大IPO交易之一(★★★★★)。
事件评述：电子商务是新经济体冲击传统商业体系的途径之一，阿里巴巴大体量上市将对中国传统产业转型升级产生深远影响。但是，阿里的市值表现将直接影响后续上市的中国互联网公司，喜忧参半。
二、中国互联网公司扎堆上市(★★★★☆)：2014年，中国互联网上市公司有阿里巴巴、京东商城、微博、途牛网、聚美优品、智联招聘、迅雷、天鸽互动、联众、乐居、猎豹移动、陌陌等。
事件评述：资本对中国互联网相关企业热度提升，但是部分企业后续市场表现堪忧。
三、2014年3月，腾讯将旗下拍拍C2C、QQ网购等业务转移给京东，并以2.15亿美元收购京东3.5亿股，京东成功登陆纳斯达克IPO (★★★★☆)。
事件评述：腾讯割弃电商业务给京东虽然增加京东上市砝码，但是并未改变其市场地位。
四、阿里巴巴投资并购年(★★★★☆)：据不完全统计，2014年阿里先后注资及并购企业有文化中国传播集团、华数媒体、华谊兄弟、银泰商业、快的打车、高德导航、陌陌、虎嗅、优酷、芭乐、茵曼、美团、中国智能物流骨干网、新加坡邮政、优视科技、超级课程表、逗比、恒大足球、佰程旅行网、酷飞在线等。
事件评述：业务重构与资本运作并举。
五、腾讯通过资本运作构建O2O生态圈(★★★☆☆)：2014年1月，腾讯入股华南城；2月，腾讯入股大众点评；6月，腾讯入股58同城。
事件评述：通过资本运作构建完整的O2O生态系统，主打移动电子商务市场。
六、2014年8月，万达、百度、腾讯宣布共同出资200亿元在香港成立万达电商(★★★☆☆)。
事件评述：O2O市场新的搅局者，但方向未定。
七、盛大文学整体出售(★★★☆☆)。
事件评述：中国网络文学市场格局重新谱写。
八、小米估值将超过400亿美元(★★★☆☆)。
事件评述：中国式“软件+硬件”生态圈构建，高估值是否可以持续有待考证。
九、滴滴打车融资7亿美元(★★★☆☆)：中国移动互联网行业最大一笔融资。
事件评述：消费升级催生汽车后服务市场快速发展。
十、360投资4亿美金与酷派成立合资公司(★★★☆☆)。
事件评述：通过智能硬件设备构建移动生态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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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
适当提高一些公务员工资是有道理的。但这需要以清理整顿津贴补贴等为必要前提，即把制度外的转为制度内的，把暗的转成明的，在开了正门的同时一定要关上后门。因此，公务员工资调整必须以深化改革为充分必要条件，必须做到规范有序、公开透明。
口述/中国劳动学会 苏海南 采访整理/本刊记者 蔡如鹏
马凯副总理在近日谈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与企业并轨时，明确指出：养老保险制度改革与完善工资制度同步推进。这预示着近年来人们议论已久的公务员工资改革，即将与公务员养老保险并轨改革同步提上日程。
决策必须慎重
2014年，新一轮的公务员工资改革方案在之前几年研究讨论的基础上，又进行了更深入的讨论、修改，目前已基本成熟。如不出意外，2015年将在全国稳妥实行。
公务员工资改革方案一直都在深入细致地反复讨论和修改，但始终没有出台，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社会公众对公务员工资及其改革误解较多、议论很大，担心改革只是新一轮的增加工资，可能造成新的不公平。这是影响决策层对方案能否下决心的一个很重要因素。
当前公务员收入分配不够透明，以及少数公务员贪腐，使得老百姓容易以偏概全，对公务员群体有很多情绪。在此背景下提公务员工资调整，负面反应当然会比较强烈。不少老百姓认为，凡是公务员工资收入都不低，又没有参加社保，不缴社保费，退休后还能拿原工资的90%、95%，在职和退休两头不吃亏。因此，在公众仍有这么多不满、疑惑的背景下，匆忙决策并实施肯定是不妥的。新方案必须要体现设计的系统性、整体性、协同性，立足于标本兼治抓改革，注重追求共同富裕、缩小不合理的收入差距，而且要平衡多方面的工资分配关系。
搞公务员工资改革涉及到很多必要的条件，比如说养老金的并轨。如果在没有研究并决策公务员养老保险制度与企业并轨的情况下，就单一安排公务员涨工资，很可能会带来一系列连带的问题。比如工资改革后，在职公务员的工资会有所提高，按之前的惯例，退休公务员的待遇应与之联动，也应该相应地增加。如果这么做，那么退休公务员与企业退休人员的待遇落差，不但没有缩小，还会进一步拉大，从而引起社会公众更大的不满。
2014年12月24日，马凯副总理代表国务院向全国人大常委会作了关于公务员养老金并轨的报告。应该说，这是一个非常重大的改革。它既是广义的收入分配体系改革的重要内容，也为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提供了一个必要条件。
与公务员工资改革密切相关的，还有人事制度、干部制度等改革。我们经常听到老百姓议论，公务员到底需要多少人，是不是都人浮于事？如果这些方面还没有一个大体清晰的说法，就匆忙搞公务员工资改革，出台方案、定政策，也会带来不少的制约，形成一个不好的导向。
好在新一届党中央、国务院部署实施的“八项规定”“反腐倡廉”、群众路线教育，为公务员工资改革创造了一些有利的因素。如果这些都没做的话，在少数公务员继续贪腐，一些机关“门难进、脸难看、事难办”的情况下，你搞工资改革，还给公务员加薪，那社会公众是难以接受的。
事实上，公务员工资制度本身有好多问题很复杂。比如地区附加津贴，怎么才能既体现出东部发达地区与中西部地区的物价差别，同时又不至于因为地区间财政收入的差异，造成不同地区同职级的公务员收入差距过大。如何计算准确，确实是个难题。
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包括调整公务员工资结构、建立同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相匹配的工资待遇标准、清理整顿津贴补贴，建立对企业相当人员薪酬水平调查比较制度，建立健全地区附加津贴制度，适当提高基层公务员工资等多项内容，而且需要抓好多方面配套改革，包括对党政机构改革、加快转变政府职能、科学定编定员，改革养老保险制度等，这些因素都需要反复考虑，多方面的权衡，稍有一点疏漏，都有可能引发新的问题。因此，必须深入讨论、反复衡量、慎重决策。
基本工资比重偏低
2013年2月，国务院批转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人社部《关于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若干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对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农民增收、规范分配秩序四大方面共制定了三十条基本政策，其中有两条直接涉及公务员工资制度、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明确了这一轮公务员工资改革的主要任务是：调整结构、完善制度、健全机制、配套改革、理顺关系。
要调整工资结构，提高基本工资比重，降低津贴补贴的比重，这是当前公务员工资分配中最明显的问题。据统计，全国公务员职务工资、级别工资之和(俗称基本工资)大约只占公务员全部工资的近30%，其余70%多为各种津补贴，这是极不合理的，根本违背工资分配的一般规律。
之所以出现这种状况，一方面是国家安排的基本工资标准偏低，又多年没有提高；另一方面是2006年公务员工资改革清理整顿津补贴时，因条件不成熟未把名目繁多的津补贴全部纳入整顿范围，不少地方还保留了所谓改革性津补贴以及某些其他津补贴，而在各地财政分灶吃饭条件下，近年来一些地方违反国家政策又自行安排提高了这些津补贴标准，从而造成津补贴比重过大。
调整工资结构的过程，也是进一步清理整顿津补贴、规范分配秩序的过程，要开前门、正门，同时必须关后门、斜门，把各地所有津补贴等都纳入整顿监管范围。
完善工资制度包括建立同职务与职级并行制度相匹配的工资待遇标准，合理拉开职务工资、级别工资最高与最低标准的差距，以体现管理要素贡献所应得报酬，同时还要建立健全地区附加津贴等项制度。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公务员实行职务等级工资制，行政十三级以上都是高干，其中有十三级的局长高干，也有十三级的马夫高干，这马夫虽不是司局长，但是跟随毛主席爬雪山过草地的老红军，对革命积累贡献大，资历深，所以收入不低，社会地位也不低。今天，我们建立职务与职级并行的制度，就是要创造一个当官不当官都能够按有关程序和要求分别晋升职级的双通道制度，让那些虽未当官但资历长、积累贡献多、承担任务重、个人能力强的一般公务员，也能够与当官的一样晋升职级，领取与同职级当官者差不多的工资，从根本上改变目前那种机关内人人都去争当官的旧格局，使官与非官各有自己的职业发展通道，都有自己的激励机制。
职位与职级并行制度的推行，离不开与之紧密衔接的工资待遇。如果职级上去了，待遇上不去，那么并行就失去了意义；反之，如果与职级对应的待遇过高，比同职级当官的工资还多，那么又会导致大家不愿意当官，没人承担管理责任，都去混日子。所以，这个职级待遇如何定，直接关系到并行制度最终执行的效果。
此外，要科学合理安排职务、级别工资标准及其差距。国家主席的职务工资、级别工资月最高标准分别只有4000元左右，且与科员职务、级别工资标准的差距只有10倍多，低于计划经济时期国家主席职务工资相当于办事员工资18倍多的差距，显然不合理，应提高水平、拉开差距。
需要多部门齐心协力
健全工资运行机制则包括比较机制、决定机制和正常调整机制以及宏观调控机制。其中，比较机制就是《公务员法》规定的对“企业相当人员��工资水平调查比较”，将其“结果作为调整公务员工资水平的依据”的机制。这里，我认为企业相当人员就是指企业管理人员，因为这两支队伍的工作性质、劳动特点是基本相同的，具有可比性。
决定机制就是要明确公务员工资调整采取何种程序、由谁批准，比如明确目前由全国人大授权国务院依据调查比较结果决策，并研究今后是否应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这些年，一些地方政府超出国家政策规定，由地方首长自行决定增加津补贴，自行安排涨工资，既不上报国务院，也不通过当地人大审议，很不严肃，引发很多问题。对此必须规定一套严格程序进行管理。
健全正常调整机制则是要改变目前工资调整无规律的状况，使公务员工资水平随国民经济发展、比照追随企业管理人员工资水平和物价变动等相应及时调整。这里，之所以不用“正常增长机制”，是鉴于目前我们的经济发展面临很大的不确定性，为此，好的情况下就往上涨，不好的情况下，也有可能要往下降。这在国际上都是通行的做法。
宏观调控机制就是要将公务员全部收入纳入国家监管范围，对各地公务员的工资进行调控，坚决纠正违反国家规定的分配行为。
公务员工资配套改革分为几个层次，一是公务员工资、福利、社保等制度的配套改革；二是与财政体制等的配套改革；三是完善公务员制度等方面的配套改革；四是与其他方面的配套改革。
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公务员工资改革的推进需要多个部门齐心协力、强化协同才能完成。各分管部门应加快制定初次分配、二次分配、农民增收、规范分配秩序各领域的具体政策并抓好落实。一句话，整个收入分配制度改革推进得越及时越到位，公务员工资改革的环境条件就越好，矛盾就不会聚焦。2014年，中央已就中央管理企业负责人薪酬改革问题作出了决策，接着又对机关事业单位养老金并轨做了决策，这都为公务员工资改革创造了有利条件。
财政部门要主动抓好财政分灶吃饭的配套改革，切实解决目前各地有钱的多发津补贴，无钱的少发津补贴甚至欠发部分工资的乱象；编制部门要抓紧研究明确全国以及各省市到底需要多少公务员，科学定编定员；特别是2015年要同步实行养老金并轨和工资制度改革，各有关主管部门必须把这两方面的政策衔接好，并协同抓好实施。
抓好以上配套改革，既是保证公务员工资改革顺利推进的充分必要条件，也是消除社会误解、担心的必要措施，必须作为工资改革的关键环节抓好落实。
因为公务员将实行个人缴纳养老保险费，因此，在工资改革中必须适当投入改革增量，在此基础上，还要理顺多方面的分配关系。目前，在公务员内部的分配中，还存在不同地区或同城不同部门公务员不合理的工资差距，比如“同城不同待遇”，中央机关低于北京市，很多省级机关低于省会城市的市级机关，这个状况很不合理。对于一个省内不同地区之间同级别的公务员，在剔除掉物价因素之后，如工资差距仍然过大的，应继续削峰填谷，把过高的砍下去，把过低的补上来，以理顺分配关系。
与此同时，还要协调处理好与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离退休人员的分配关系，防止引发新的矛盾。尤其是义务教育、公共医疗单位工作人员，在国外这些人员是列入广义公务员范畴的，要统筹研究安排事业单位工作人员工资改革和工资调整问题。
如何走出历次改革的怪圈
按照公务员法的规定，公务员涨工资是以企业相当人员薪酬水平及其变动作参考依据的。因此，公务员涨不涨工资、涨多少，都要参考企业相当人员也就是企业管理人员薪酬水平来决策，是一种比照追随机制。这里，要对公务员工资有一个正确的定位。
按照国际惯例和新中国成立以来的通行做法，公务员工资水平大体处于社会平均收入偏上位置。按照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年鉴数据来看，目前公务员工资与国有企业平均工资比较稍低，与全部企业比高一些，但后一个差距比5年前明显缩小了。
从这个角度比较看，适当提高一些公务员工资是有道理的。但这需要以清理整顿津贴补贴等为必要前提，即把制度外的转为制度内的，把暗的转成明的，在开了正门的同时一定要关上后门。因此，公务员工资调整必须以深化改革为充分必要条件，必须做到规范有序、公开透明。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曾对公务员工资进行过三次改革，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也暴露出一些问题，比较突出的就是历次改革陷入了一个“刚改革有效果，过几年回原状”的怪圈，即每次改革都取得一定成绩，但过几年原有问题又基本重新出现。之所以存在这样的怪圈，就是因为之前的工资改革缺乏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
公务员工资制度是公务员整体制度中的一部分。现在，我国已经进入全面深化改革的新阶段，涉及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文明等多方面都要深化改革，而且处于改革的攻坚阶段，这其中，也包括了收入分配制度整体改革。在收入分配制度整体改革的进程中，当然也包括公务员工资制度的进一步改进和完善。
在这样一个特定的历史阶段，如果我们还是头疼医头，脚疼医脚，那结果就是按下葫芦起来瓢。因此，应当向公众传达这样一种信息，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是整个收入分配制度整体改革的组成部分，中央和有关主管部门提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是将其作为收入分配制度整体改革的组成部分来统筹考虑的，绝不会单独搞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别的人员、单位、方面的相关工资制度、收入分配办法则不改革。
只要我们坚持标本兼治的思路，坚持系统性、整体性和协同性相结合的原则，就一定能够走出“刚改革有效果，过几年回原状”的怪圈。
(口述者系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劳动工资研究所研究员、原所长)
中国劳动学会
中国劳动学会是我国从事劳动科学与政策研究、咨询、宣传、培训和信息交流的学术团体。由从事劳动科学研究、教学、管理，并愿意为促进中国劳动科学研究事业发展做出贡献的机构、社会团体、企事业单位及个人自愿组成的非营利性社会组织。其业务主管单位是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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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title= subtitle=]此次户籍改革，目的不在于刺激经济，而在于安定人心，是社会政策、政治谋略，而非经济考虑
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学院
治安学院是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最早成立招收本科生，极具公安特色和发展潜力的公安业务学院。治安学院已经成为全国治安学的学术研究中心，引领全国治安学的学术研究方向。治安学专业已经成功组织了七次全国治安学学术研讨会与全国治安学院院长、系主任论坛，出版了6卷《治安学论丛》集。并多次主办、承办、协助组织国际性警务学术会议，在国内外产生了广泛的影响。
口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学院 王太元 采访整理/本刊记者 席志刚
2014年，“全面深化改革”开局之年可谓圆满：60个大项的改革中，开始实施和正在试点的就超过了40项。其中，户籍改革以黑龙江、河南两省先后公布的方案作为户改元年大幕开启的标志，备受关注。在被冠之以改革“关键之年”的2015年，户籍改革更值得期待。
此次改革并非以往改革的简单延续
此次户籍改革，既是对前三十年经验的总结，更是对近年来各地的相关改革、尤其是城乡一体化改革的诸多偏差的全面矫正。
城乡一体化发展，是全面建成和谐社会小康社会的正确途径。近十多年来，媒体报道中不断出现户籍改革的各种模式，无论早些时候的“郑州模式”，还是后来的“成都模式”“浙江模式”“重庆模式”“郑州模式”“山西模式”，其改革都围绕着购房、投资、经营、纳税、集约土地、引进人才等等路径进行，大多是各个地方在前一二十年户口迁移政策改革的基础上往前迈的一小步，可借鉴的经验不多，防范的问题却不少。
正因为如此，从2007年到2012年各地进行的一系列改革探索，要么因为利益掣肘而暂缓推行，要么遭遇公众冷遇而逐渐偃旗息鼓，有的还因为酿成诸多问题而不得不紧急叫停。
针对农民进入城市，一些城市提供了一种交换计划，即农民放弃自己的土地，以换取城市户口，除了户籍性质发生了变化外，诸如医疗、就业、社保等各类福利却无法享受。例如，2010年3月，重庆提出“到2020年实现转户1000万”的雄心勃勃的计划，在行政强推的境况下最终也只将事实上早已进城的百多万人转移进城而草草收场。在这场被称为户籍改革大跃进的运动中，无论宅基地换住房、承包地换社保等等措施都有严重走偏之嫌。
于是，2012年2月，国务院出台《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户籍管理制度改革的通知》，其实是对2007年到2012年各地城乡一体化改革出现的一些重大失误所做的及时制止和纠正。现在来看，尽管制止得稍晚了些，但这制止和矫正却是绝对必要的。
多年的试验探索表明，户籍改革是一项极为复杂的系统工程，侵害农民宅基地、土地承包经营权、集体土地收益权只会使问题更加复杂化。决策者意识到，只要卸载不该捆绑在户口上的诸多利益，只要改革医疗、教育、就业、住房、社会保障等制度，大多数城乡公众其实无须户口就能依法实现自身的相关权益。其实，并不一定需要户籍改革，更不需要搞其他领域“生病”、户籍领域“吃药”的“户籍改革”。
推动发展是改革之本，实现公平是改革之要。正因为如此，中共十八大将“加快改革户籍制度，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市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全覆盖”写入政治报告；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更是对如何加快改革户籍制度作了进一步部署，紧随其后的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明确提出要推进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作为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基本要求。
2014年7月30日，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 (以下简称《意见》)出台，标志着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开始进入全面实施阶段。
李克强总理提出的“三个一亿人”，实际上是对户籍改革中存量与增量优先次序的关系作出解释。第一个“一亿人”是针对部分城市居民，特指城市弱势群体，比如生活在棚户区的生活条件比较差、生活水准比较低的居民，这一群体改善生活条件、提升其生活水准，是新型城镇化长期积欠因而亟须偿还的历史旧债；第二个“一亿人”是已转移进城但以“农民工”方式生存发展的农业人口，这一群体的“市民化”，当然有个户口转不转的问题，但更重要的是，必须尽快解决长期全面妨碍他们体面生存、公平发展的诸多困难和问题；第三个“一亿人”，是预计会继续源源不断从农村流入城市的农业劳动力，合理引导他们进入中西部地区的中小城镇，既是进一步解放农业生产力、消减农村人口压力的需要，也是中西部地区实现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和农业现代化的必然。
“三个一亿人”，是比建立新型户籍管理制度要大得多的经济社会发展目标，它既是人口红利，也是改革红利。因此，户籍改革当然重要，但它只是深化改革战略中的城乡一体化发展的一部分，因此，户籍改革必须确保“三个一亿人”目标的实现。
与此前不同，此番户籍改革带有新一届领导人的务实风格，不仅改革路线图清晰，时间表明确，而且有任务要求。与此同时，相关领域改革统筹配套、协同推进，涉及的面之广、人员之多、力度之大前所未有。
改革推进没有公众想象的那么快
从我在本领域30年教学科研的经历和经验来判断，新一轮户籍制度改革推进没有公众想象中的那么快。一方面，改革决策者不希望改革因急就章而走样；另一方面，在防止“拉美现象”方面，中国地方党政领导和主管部门负责人的防范意识与能力，天然地高于多数学者，也大大高于中央政府，基本不会有什么地方走得比中央文件要求的还快，而只会对中央要求的“三个一亿人”打些折扣。
已经出台的一些地方的户籍制度改革方案，不少是国务院方案的翻版，有的甚至连具体行文都比较相似，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此次户籍改革中地方政府执行时必然会有踌躇。这中间，当然有自掏腰包因而未必那么心甘情愿的问题，但更多的是具体实施者天然具有且必不可少的谨慎。毕竟，新一轮户籍改革肯定不是用户口换土地出卖因而能很快出政绩的好事，因此，地方政府贪功冒进的概率几乎不存在。因为，按现行财政体制，要实现“三个一亿人”战略目标，拿真金白银的主要是地方政府，哪个地方政府会痛快出手？
正因为如此，与前几年的担心相反，我现在担心的是：“三个一亿人”的目标容易在统计数据上实现，却很难成为真正的现实。
把“一亿已转移进城人口市民化，一亿城镇人口居住环境优化，一亿人口在中西部地区实现城镇化”这“三个一亿人”捆绑销售，是这一届中央政府高明之处。之前的户籍制度改革，就户籍说户籍、就人口说人口、就进城说进城，什么时候说过钱、地、公共服务均等化、市民化？
从前的城镇化，农村的劳动力带着土地资源、购买力等等进城，而城镇的住房、教育文化、公共卫生、社会保障等等并不惠及进城的人，只要用各种奇招怪招强迫农民进城上楼，把农地变成开发建设用地，就能赚到大把钞票，既然如此，地方政府谁不趋之若鹜？
现在不同了，卖地挣钱的前提是得解决相应数量人口的体面生存、公平发展等诸多问题，至少要解决居住环境、公共服务均等化等紧迫的难题。如此一来，任何有头脑、对自己政治生命负责的地方领导人，就得反复考虑、仔细掂量了，因而很可能宁愿不挣卖地、强行城市化等有数的钱，也不去惹修房、城建尤其是公共服务均等化等可能用钱无定数的麻烦了。
毕竟是花钱的事，账该怎么算？
某研究机构测算出农民转市民的成本，其结论是一个农民要实现市民化，需要8万元甚至更多的投入，进而推导出到2020年前让一亿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需要80000亿的资金投入。地方领导和管理者被这笔庞大的资金吓倒了，第一反应是“钱从哪里来”？
如果真是这样，现有的财税体制使得地方政府、尤其是中西部地区的地方政府，确实很难拿出这笔钱。
一方面，此次户籍改革应该算的，首先是社会账、政治账，而不是经济账、财政账：实现“三个一亿人”目标，全面解决长期积淀下来的涉及四分之一国民合法生存、公平发展本不该存在的诸多难题，是全面建成和谐社会、小康社会的前提、基础与保障，而不只是为了这些城镇增加人力、扩大内需等等经济目标。
另一方面，算经济账既是必要的，也是可能的，但只算静态的账就有些书生气了。户籍改革的经济学变量既多又大，投入、产出、时间区间、人口基数等等均存在巨大的变化。
有趣的是，同一研究机构10年前研究中国城市化与经济发展的关系时，得出“人口城市化率增加1%，国民总产值相应增长3%”的结论，于是“城市化是未来中国第一位的支柱产业”的结论横空出世，“只要城市化率年均增长百分之一，GDP‘保七争八’轻而易举，中国经济发展自然就长期可持续”的乐观情绪，直接催生了后来的“城市化大跃进”。
我们当年的质疑与反驳，声音很单薄但依据很充分：政府当然可以把汽车、住房甚至城市化作为支柱产业，但勉强脱贫正在争取温饱的城乡居民，有余钱剩米来购买这些产品、支持这些产业吗？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居民无钱购买。例如，四十多年的低工资收入格局使一家三代“挤挤一堂”的现象比比皆是，这时候的住房建设，怎么能成为产业甚至支柱产业呢？
十多年里，同一机构的同样研究，却得出“城市化大大利好”和“市民化包袱沉重”这似乎完全相反的两种结论。兼采同一机构这两个研究成果，中国就只能“加速城市化，但放慢市民化”，果真如此，不是更加赤裸裸地掠夺农村、剥削农民吗？从前的“效益优先，兼顾公平”发展模式，造成了两三亿农民离乡背井进入城镇，数亿人口在巨大生存压力和诸多制度歧视的夹缝中，可怜巴巴地求生存，饱受歧视地谋发展，日盼夜想地追幸福，这是普遍的社会现实。研究城镇化、户籍改革的人必然要触及、无法回避，但一些人却视而不见。
在“城镇化大大利好而市民化包袱沉重”理论的支撑下，前十几年里，以户籍改革名义鼓动起来的造城运动、以住房制度改革名义鼓动起来的造房运动，席卷全国。仅仅10年，土地、住房价格交替上涨、轮番翻番，各级政府钵满盆满，工薪阶层望房兴叹，漂流一族“逃离北上广”，房地产、城市化不仅没有成为支柱产业，反而成为可能随时引发经济风暴、社会骚动的定时炸弹。要不是中央政府重新祭出“凭户口”购房这一行政调控利器，时至今日，政府雷厉风行的房价调控，恐怕仍然是“空调”。
贪大求快的造城运动几乎掏空了城镇居民一生积蓄，而十多年基本不增收的中国农民，本来积蓄就不多还被“家电下乡”之类经济刺激举措悉数掏走，政府即使想通过让人进城的方式加速户籍改革，但，房价高企，农民还有钱买吗？
中央政府看到了问题严重而且长期积累因而极易爆发，因此推行以工补农、以城带乡的新型城镇化发展模式，进一步发起了推动新型城镇化健康发展的户籍制度改革新潮，因此，此次户籍改革的，目的不在于刺激经济而在于安定人心，是社会政策、政治谋略而非经济考虑；即便是延续人口红利，那也只是户籍改革落在实处、带给人民实惠之后的市场回报。
改革的要害是处理好政府与公众的关系
由于附着在户口上的利益太多，户籍改革每进一步都困难重重。
公众盯着不同地区、不同城市的不同公共福利、社会资源去流动、迁徙，政府依据同样的这些东西来规划、计划、调控、管理，两者都是自然的，都没有错，更没有哪一方输理甚至不道德。一说到贫富不均、社会不公，就归咎为“地方保护”“部门特权”“既得利益”等等，无助于问题的妥善解决，反而扩展社会矛盾甚至冲突。
问题要解决，就需要政府与公众目标趋同，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要制度协调，财税收入部门与支出部门要收支平衡。我认为，目前最迫切、最关键的是一条主线的三层次变革：全面确定基本公共服务与非基本公共服务的明细界限；逐一明确确立政府与公众在各类基本公共服务中的权利义务协调制约机制，最好是形成管理方与受益方都不能单方支用的个人账户；尽快建立区域间、城市间同类公共服务的财政转移支付制度，让大家心里甚至手上都有一本明白账，各地、各城的管理者与公众就都有了自主决策、依法抉择的基础。
尽快实现全体市民(进一步是全体国民)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按户籍属性、住所地价格来分配社会资源、享有社会权益才是公平的体现。
居住证制度是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本路径。正在推进的“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不是给户口的同时给户籍人口已享有的所有权益，而是伴随人口进城的节奏，通过居住证制度为解决各环节遇到的困难而逐步配套，谓之分期赋权。
任何人进某个城市，制度要保障你自由进入、滞留、离开的权利，同时赋予支撑你待下去的灾害救助、疫病防治等“求生存”的“兜底”权利；半年一年还想继续待下去，制度应当赋予竞争就业、公平报酬、国民教育等“谋发展”的权力；住满三年以上，需要且能够长期安家了，妇幼保健、低保、养老以及其他“享幸福”的权益渐次配套，以此类推，非户籍人口就逐步转变为本地市民。
居住证制度是依法从外地人转变为本市人、从农民转变为市民的阶梯制度，亦可视为过渡。国务院的意见提到“居住证持有人享有与当地户籍人口同等的劳动就业、基本公共教育、基本医疗卫生服务、计划生育服务、公共文化服务、证照办理服务等权利”，则意味着公平原则已成为户籍改革的核心。
2014年7月30日，国务院印发《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后，“在执行时要防止走偏，要防止地方基层借户籍改革之名剥夺农民土地”的担忧就不绝于耳。
按照“无利不起早”思维定势，这种情况肯定会出现。说出这种担忧，也就是提醒政府依法行政，修正和约束自己，严防在此过程中出现违背农民意愿的强制行为。
其实，这种情况中央已经考虑到，相关改革已先行一步。2010年，国家完成主体功能区发展规划，通过卫星遥测和地面数据将全国国土分为四类，禁止开发、限制开发、调整开发和重点开发。在这之后，国家实行史上最严厉的国土保护政策，并运用卫星遥测技术实施全面监控，土地的任意开发在管理技术上已经不容易了。
此外，已经开展的农村宅基地确权登记，使宅基地成为农民的私有财产，而非村社集体财产，这是防止借户籍改革之名剥夺农民权益的另一种保障。
但仍有一层担心：在新一轮户籍改革、新型城镇化的进程中，会出现改革开放初期邓小平同志所批评的“肠梗阻”现象。处于中央政府和基层群众中间的省地县三级相当一些领导干部，对上未必有中央领导人那么远大的政治抱负和社会责任，对下又没有基层群众那么迫切需要改变的诸多困境，容易把“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变成“为官一任，安全转岗”，很可能既不为群众利益得罪上级，也不为上级任务得罪群众，而是用最保险的“随大流”来应付任何改革。
户籍改革要建立的是“国家依法规范、区域市场调节、个人自主抉择”的迁徙自由格局，而不是“哪儿公共福利好我就住哪儿”的迁徙自流局面。因此，科学发展的城镇化，需要国家以政策牵引、法律规范、行政协调下的迁徙自由，既不是个人简单追逐社会资源和公共福利而四处流徙，也不应当是地方政府“做大做强城镇”而征地扩张，更不能用“征地给住房、转户口给社保”等方式变相驱赶农民进城。
事实上，城市越大，郊区尤其是近郊区农民大多已经不屑于、不愿意转为非农业户口，地方政府恐怕很难再走以前的老路。迁徙流动从本质上说是公民个人选择权，不属于政府公共管理权限范围，依法治国的中国，不好再用行政手段直接转人家的户口。
此次户籍改革中不乏协调政府与公众关系的表述。政府多控制自己、少管卡压公众，政府该做、能做的是城市布局、投资走向、产业转型、环境整治等等，而不是动辄设置门槛对公众到哪里去、住在哪里、谁能随迁等民事活动实施管控。
事实上，特大城市的户籍人口，绝大部分是根据政府文件精神、进城条件严格审批的。如果说这些城市人口多，只能是非户籍常住人口多。但问题是，非户籍人口绝大多数都是在本市合法打工而生存至今的，只要本市还需要这些劳务，就谁也赶不走、挤不出他们。
一方面，正因为有数以亿计的非户籍人口跟工人同样劳动却拿农民的工资、为本地贡献却不享受本地公共服务，才造就了加速城市化、飞速现代化等等令全世界瞠目结舌的“中国奇迹”，因此，稍有头脑的城市管理者，谁会真的去严格控制本城市的非户籍人口规模呢？
另一方面，前三十年里，包括北京在内的所有城市的人口规模控制，从来就没有控制住过。既然如此，干吗还要千方百计、挖空心思控制，谁又能真正控制得住？
这次改革的要害是处理好政府与公众的关系，关键是分清中央与地方、地方各部门之间的职责权利关系，基本思路还是30年改革中人们常说的那句话，“谁有病，谁吃药，谁的孩子哭，谁抱走”，既不能推诿责任，也不要越俎代庖。
此次户籍改革的特征是整体综合的系统性，各部门如果继续站在自身立场各说各话、各做各事，改革就会口惠而实不至，就会走过场；如果再按照一些人的想法，加速城市化而拖延公共服务均等化，中央政府的“三个一亿人”目标就很可能打水漂，改革就会彻底失败。
(口述者系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治安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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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age title= subtitle=]医改迟滞不前的原因，首先在于利益关系固化，一些国内外医药企业通过商业贿赂，把高价药塞进医保目录，甚至出现了专门帮助药企将药品列入医保目录的公关公司。一些医务人员出国旅游、培训、子女上学，都由医药代表一手安排。医药流通和使用环节的利益链不打破，一切改革措施都会被抵消
文/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 江宇
2014年，是医改徘徊的一年。这是改革进入深水区之后难以避免的现象。好比登山已经度过了开始阶段的兴奋，感受到了疲劳，进入到了爬坡上坎的艰难阶段。
医改方向分歧
如果说，2014年是“医改徘徊年”，表现在理论和实践两个方面。
理论上，主要是对已确定的政府主导和公益性的医改方向，出现了比较强烈的“另起炉灶”的声音。自本世纪初酝酿本次医改以来，一直就存在着政府主导、公益性方向和市场主导、多元化方向的争论。2009年中共中央6号文件确定了政府主导和公益性的方向，但是争论并未停止，而是以其他的方式继续进行。
2013年底以来，一些主张医改应重回市场化道路的声音逐渐增强。这种观点的主要依据包括：第一，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市场起决定性作用”，政府“开门第一件事”就是放权让利，医疗当然也是如此。第二，现在经济增速下降，财政力不从心，不可能再拿出大量资金。第三，2013年以来，有关部委相继出台了鼓励健康服务业发展、鼓励商业保险(以“城乡居民大病保险”为名义)发展、放宽社会资本办医限制、放开非公立医院服务价格、严格限制公立医院发展的政策。特别是2013年11月25日，国家发改委下发《推进药品价格改革方案(征求意见稿)》，对药品价格形成机制进行改革，取消药品政府定价，药品实际交易价格由市场竞争形成。这些做法，无一例外地向市场传递出“医改方向要变了，要另起炉灶了”的信号。以至于2014年的一段时间，投资医疗服务业、圈地盖楼买医院、举办高端医疗，成为资本市场追逐的热点。
但与此同时，另一些观点则针锋相对。他们指出，“发挥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即使是在经济领域，也不能只讲市场的作用，而不讲政府的作用，就更不用说医疗等民生领域了。在医改所有的措施中，发展社会办医、搞健康服务业，只是锦上添花，而公益性和“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是雪中送炭，健康服务业只是医改的一个分支，而不是主体，更不能替代医改的地位。还有观点认为，发改委因为反腐败就取消药品价格管制，实际上是从一个极端走到另一个极端，是不负责任的懒政行为。
2013年，在健康服务业新政的刺激下，医疗领域的投资十分活跃。这对于增加医疗资源、提供多元化服务、满足老龄化和高端人群的需要有一定的作用。但同时，也出现了一些不科学、不理性的乱象。市场一度过于乐观地估计医疗服务业规模，依据是：美国的卫生总费用达到GDP的18.5%，欧洲也达到10%以上，2020年中国GDP达到90万亿元，按10%计算卫生总费用就是9万亿，对比现在的3万亿元，还有6万亿元的增长空间，许多资本就是看着这一空间而跃跃欲试的。但实际上，美国高昂的医疗费用，正是导致经济竞争力下降、社会矛盾凸显、企业成本提高，最终诱发金融危机的原因，中国并没有条件承担这样高额的费用。一些投资者把买医院、炒地皮作为挣快钱的手段，还可能带来新的经济风险。
针对改革方向的偏差，医疗卫生领域的知名学者、哈佛大学公共卫生学院萧庆伦教授专门在《柳叶刀》杂志上撰文，直接警告“中国医改可能触礁”，他指出，“医疗私有化只会使情况变得更糟，若私立医院的诊疗人数所占比例从当前的10%升至20%，将加剧医疗服务质量的贫富差距，这与先前向全民提供更平等医疗服务的政策宗旨相违背。”他批评一些中国经济学者“幼稚地把医疗投资作为刺激经济增长的手段”。
医改推进迟滞
除了指导思想和方向上产生分歧之外，医改的实际工作进展不快，特别是公立医院改革缓慢，迟迟难以取得突破。
2012年之前，医改的重点是基层医改，实现了基本医保全覆盖，在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乡镇卫生院和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实行了基本药物制度，提供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大大提高了就医的可及性和便利性，这是历史性的成就。但与此同时，公立医院的改革始终未能全面启动，公立医院长期存在的以药养医、药品价格虚高、药品回扣、大处方大检查的现象，并没有减少，反而以更快的速度增加。医院的人员工资和运行经费仍主要依靠服务收费解决，医患之间仍存在利益冲突。公立医院费用快速上升，完全抵消了基层医改的成效，而且给老百姓带来了更重的负担。这样导致的结果是，同2007年相比，全国卫生总费用从1.12万亿元上升到3.2万亿元，六年上升到原来的三倍，速度远高于居民收入上涨速度。我国城镇职工、城镇居民和新农合三种医疗保险的实际报销比例只有53.8%、44.9%、38.0%，远低于能有效分担风险的水平(70%～80%)。
当然，公立医院改革并非没有成功案例。福建省三明市就是公立医院改革中一个突出的亮点，在2014年引起了国务院分管领导、相关部委以及全国业界的关注。三明市本来不是公立医院改革试点城市，但他们“自带干粮搞改革”，直接原因是为了解决医疗费用增长过快带来的医保基金亏空的问题。改革的几大措施均刺中要害：一是取消以药养医，通过招标和严格监管，挤出药品流通环节的水分和腐败；二是医务人员实行阳光工资，年薪最高一档达到25万元，并且逐年增加，以消除灰色收入的动机；三是建立医院和院长绩效考核制度，并和院长收入挂钩。三明市的改革成效十分显著：2011年到2013年，次均住院费用从4082元下降到3876元，其中个人自付费用从2193元下降到1560元，全市药品费用从9亿元下降到5.67亿元。2014年前10个月，药占比下降到27.5%，远低于全国和福建省40%以上的水平。由于药费大幅下降，医保报销比例上升，患者负担减轻，医务人员收入增加，滥用抗生素、大处方等现象得到遏制。这都是长期以来医改孜孜以求的成就，在全国是很少见、很难得的成功案例。因此，自2014年年初开始，随着刘延东副总理来三明考察并给予肯定，国家卫生计生委在三明召开公立医院改革现场会，全国各地也掀起了学习三明的热潮。
然而，触动利益的改革总是会遇到反对声音。三明医改中，群众得实惠，医务人员得鼓舞，政府得民心，唯一利益受损的是原来依靠高定价、高回扣牟利的医药流通企业。2012、2013年，在医疗服务继续增长的情况下，三明市公立医院药品总费用出现绝对下降，分别比上一年下降3.6%、14.0%，而同期全国的增长率分别为23.8%、13.9%。因此，2014年，随着三明医改在全国的影响增大，三明的改革受到过去依靠药品流通环节利益链“潜规则”受益者们的反对，他们在微信等新媒体上掀起了反对三明医改的舆论。当然，由于改革的成效是显著的，直接否定三明医改并不容易，主要是间接地否定，认为三明医改太特殊、分管领导太强，其他地方不可复制，是一个“孤例”。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既得利益在作怪。北京市卫生计生委副主任钟东波指出：三明医改针对的问题具有普遍性，采取的办法具有普遍性，改革的条件具有普遍性，将其推至全国，其实只需领导人的政治决心。
三明医改的成功，也揭示了全国医改迟滞不前的原因。医改难，首先难在利益关系固化，一些国内外医药企业，通过商业贿赂，把高价药塞进医保目录，甚至出现了专门帮助药企将药品列入医保目录的公关公司。一些医务人员出国旅游、培训、子女上学，都由医药代表一手安排。医药流通和使用环节的利益链不打破，一切改革措施都会被抵消。
强力重启医改
回顾2012年之前，之所以基层医改推进顺利，成效显著，与把医改办设在综合性改革部门有直接关系。医改涉及多个部门，卫生部门主管医疗卫生机构和行业管理；人社部门管理医保经费；发改部门管投资、价格和药品；财政部门管财政投入。在综合改革部门设置医改办，地位比较超脱，执行力强。
2013年机构改革之后，把国务院和地方各级医改办从发改委调整到卫生部门，虽然实现了业务对口，但是客观上也削弱了改革的推动力量。这已经成为当前制约改革深化的体制上的原因，这一问题在未来亟待尽早取得突破。一些学者建议，可以直接将医改办划归到中央改革领导小组，强力推动改革。
面对医改徘徊不前的局面，一些有责任感的人士纷纷提出呼吁。2014年年初和年底，卫生部原部长、上一轮医改方案的主要制定者之一高强在《人民日报》和一次论坛上两次批评公立医院改革进展缓慢，破除“以药补医”的补偿机制没有建立起来，药品生产和购销秩序仍比较混乱，药价虚高、商业贿赂和药品回扣等问题仍比较突出。
由于公立医院改革推进不力，看病难、看病贵、医患关系紧张的局面在刚刚过去的2014年更加严重，引起了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的关注。
2014年年初，全国多地连续发生恶性伤医事件，给全国医务人员的心理和实际工作都带来很大冲击。在全国“两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维护医院的正常秩序、保护医护人员安全，任何伤害医护人员的违法行为都要依法严肃处理。”
2014年12月13日，习近平总书记到“医改明星城市”江苏镇江考察。他指出“没有全民健康，就没有全面小康。医疗卫生服务直接关系人民身体健康。要推动医疗卫生工作重心下移、医疗卫生资源下沉，推动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群众提供安全有效方便价廉的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真正解决好基层群众看病难、看病贵问题。”
习近平的镇江讲话，在关键时刻为医改把关定向，校正了医改的方向。这一讲话明确指出：医改的重点是“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而不是市场化、多元化，医疗卫生工作的目标是“全民健康”，而不是刺激GDP的增长。这对两年多来处在迷茫、徘徊状态的医改来说，是一个十分及时的指针。
展望新的一年，随着反腐败的深入、政府职能的到位，以及三明等公立医院改革已经取得突破的地方示范效应，再加上经济增长和财政收入增幅下降，医保基金将面临更大的支出压力，医改将有可能受到各种推力的综合作用，尽快走出迷茫徘徊的局面。
显然，在经历了漫长的徘徊之后，2015年医改将重新调整方向，也将成为医改的关键年。只有在理论与实践层面把握医改的基本宗旨，破除强势利益集团的干扰，大力推进医疗体制改革，才能早日实现“人人享有基本医疗卫生服务”和“健康中国”的目标。
(作者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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