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制日报：法律实施需要自觉精神

　　通常以为，道德是自律，法律是他律，法律的实施具有强制的属性。然而，这样的认识并不全面，因为法律要顺利地从文本回到现实中，同样需要人们的自觉精神。

　　法律尽管是以国家强制力作为后盾的，但是，法律的实施并不能完全依赖暴力机器。博登海默曾说:“一个法律制度之实效的首要保障必须是它能够为社会所接受，而强制性的制裁只能作为次要的和辅助性的保障。”一部法律完全依靠警察、法庭和监狱来强硬推行，不仅是法律的悲哀，更是社会的悲惨。因为法律作为对客观实际的反映，本身就是人们之间正常关系的表述，法律的内容首先是事实的存在，而后才是立法的条款表现。这样的法律自然能够依靠社会本身的力量得以贯彻落实。不然，仅仅只是借助外在力量推行的法律，必定与社会相悖，甚至是与人民为敌的。

　　好的法律来源于生活，必然能够顺利地返回生活。凡是不能回到生活中去的法律，必然不是从生活中来的好法律。譬如《婚姻法》是对日常婚姻家庭关系的反映，首先是伦理美德的存在，其次才有相应法律规范的维护。故而，这个法律的实施，本质上就是正常社会关系的延续，其实并不需要太多的强制性力量。父母抚养子女、子女赡养父母，通常无须政府拿着枪杆子去强迫。如果婚姻家庭关系依靠镣铐来维系，人间还有幸福可言吗?事实上，作为调整性法律规范的保障措施，制裁性法律规范总是针对少数违规者而言的。当我们说，法律不时被违反，指的仅是一些不自觉的人。监狱是不可以针对大众的，否则，监狱就是反动的。很显然，无论何种法律，倘若将惩罚利剑指向多数人的时候，那么，便是恶法。

　　因此，要更好地实施法律，首先要做的工作绝非强固国家暴力机器。恰恰相反，警察队伍越强大，说明法律实施得越不好。监狱不断扩张，证实了刑法在经常被违反。对此，博登海默也说过:“我们完全有理由认为，如果人们不得不着重依赖政府强力作为实施法律的手段，那么这只是表明该法律制度机能的失效，而不是对其有效性和实效的肯定。”可见，法律的实施，还要依靠自觉。也就是说，要普及法律知识，树立法律信仰。从根本上来说，就是要培养良好的道德情操。因为，正如信仰真理的人无比崇敬、并会以实际行动誓死捍卫正义事物一样，信仰法律的人自然也会心甘情愿地做法律的仆人，并对任何挑战法律的行径做坚决地斗争。而这一切的前提和基础，乃是一个人具有较高的道德境界。因此，法律较好实施的状况，需要建立在品质良好的群体之上的。德谟克利特曾说:“因为对那些遵从法律的人，法律显得是适合于他本性的美德。”一个社会道德水平很高，乃是建立法治国家的基本条件。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以德治国绝对不是对依法治国的否认，恰恰正是后者的一个必要保障，甚至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一个没有素养的人，绝对不可能自觉守法；一个没有德行的国家，怎么会有法治状况?

　　不仅调整性法律规范实施需要人们的自觉精神，制裁性法律规范落实同样也依赖这样高尚的精神境界，也就是说，需要执法者的严格遵守。尤其是在一个法治社会里，公共权力必须置于法律的笼子之中。权力一旦离开了法律，便是对法治的不同程度损害。对违法行为——无论是何人实施的，应当如何进行处罚，以及必须给予怎么样的制裁，执法人员并非可以随心所欲，而全部是由法律予以明确规定的。这些规范自然是对潜在犯规者的警示，是对违法者惩罚的依据，但却绝不能成为对执法者的外在强制。如果这种法律规范对违法者和执法者具有相同的功能，除了说明后者消极执法之外，就是执法违法现象的发生。因此，执法者的履职不仅不能被动接受法律规制，相反地我们还要对他们的自觉精神提出更高更严的要求。卡多佐在《司法过程的性质》一书中说得好:“法院手中的权力很大，并且——如同一切权力那样——容易被滥用；但是，我们又不打算在权力授予问题上畏缩不前。因为，从长远看来，‘除了法官的人格外’，埃利希说，‘没有其他东西可以保证实现正义’”。执法的正义，来自于正义地执法，是执法者良知的使然。如果执法者守法的自觉程度逊色于普通百姓，法律的实施仍然要依赖刑罚的恐吓，就会陷入在实施强制的人却要被强制的怪圈之中。这既是执法者的堕落——你们内在的善到哪里去了呢?还是国家的不幸——被动消极执法是亵渎法律的渊薮。更为严重的是，“如果公职人员把自己的意志置于法律之上，管理制度就会染上不治之症。”(温斯坦莱)。徇私舞弊，滥用职权，其危害甚于布衣违法。正是从这个意义上，我们说执法本身其实就是一种特殊的守法，而且是更为重要的守法，自觉精神就显得尤为珍贵。

　　不仅如此，对于我们这个有着如此漫长封建专制历史、缺少法治文化的国家而言，强调执法者守法的自觉精神，具有特别重要的现实意义。由于文化的延续性，官本位、权力至上的腐朽落后意识，很难在一个较短的时间里彻底清除。因此，要使法律真正具有生命力，强化执法者的职业道德修养，增强执法者的法治意识，无疑是一个必要条件。

　　总之，法律的实施，无论调整性规范，抑或制裁性规范，都需要高度的自觉精神。尤其是执法者，是否严格依法办事，“人格”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否则，人们法治意识匮乏，总是消极对待法律，法律在通往现实生活的道路中，就会遇到巨大的障碍。(苗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