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川首创绿色回归家园 破解戒毒人员难就业困境

　　编者按

　　6月26日是国际禁毒日，与毒品有关的新闻又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

　　禁毒也好、戒毒也好，均是世界性的难题。各地实践证明，复吸率居高不下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戒毒人员回归社会后普遍受到歧视，就业、生活均成问题。8个月前，《法制日报》记者采访四川绵阳强制隔离戒毒所时获悉，该所将推出“绿色回归家园”远景规划，对戒毒理念、戒毒方法进行全新探索——即要把一片山林岭地打造成“世外桃源”，为回归社会的戒毒人员和社会吸毒人员提供生理复原、心理矫治等戒毒康复服务，提供就业和居家。如今，记者重访这片土地，发现“桃源”里已经有了入住“居民”。

　　四川省绵阳市。

　　6月20日上午时分，从凌晨开始雷声隆隆的大雨已经变得稀稀落落。

　　记者与国家禁毒委官员、北京大学教授、四川省有关部门负责人一道，乘车驶出绵阳城区，前往绵阳强制隔离戒毒所在山峦上建造的“绿色回归家园”。

　　“绿色回归家园”迎来“居民”

　　车子拐进山野之中，越镇穿村，沿蜿蜒窄道颠簸上行。十几分钟后，车至半山腰停下，大家换上高腰雨靴、打开雨伞，冒雨步行登山。

　　满天阴云，远山迷蒙，一条红蓝相间簇新的宽幅彩条塑布覆盖在山道上，逶迤上行，极为醒目。大家深一脚、浅一脚地踩着彩条塑布上山，彩条塑布下泥路烂软……

　　“欢迎，欢迎。”

　　小雨零星飘落，绵阳强制隔离戒毒所党委书记杨春林和政委张卫国已经等候在“绿色回归家园”院门外的山道上，杨春林与《法制日报》记者握手时说，“我们又见面了”。

　　去年10月28日，《法制日报》记者连续两天采访绵阳强制隔离戒毒所，详细了解到了“绿色回归家园”的设计动机、调研内容及规划目标。

　　当时，最引起记者关注的是——“绿色回归家园”远景规划，这家强制隔离戒毒所拟将行政划拨的3800亩山岭林地打造成集旅游、居家、室内加工于一体的多功能社区，其动机是为回归社会的戒毒人员和社会吸毒人员提供生理复原、心理矫治、健康行为复原训练和社会功能复原等戒毒康复服务。

　　在那次采访中，记者上山参观了刚刚建设好的“绿色回归家园”。

　　时隔8个月，记者此次上山采访，得知“绿色回归家园”已有30余名强制隔离戒毒人员入住。

　　戒毒监管理念颠覆性改变

　　绵阳强制隔离戒毒所监管区与山峦上的“绿色回归家园”相距约6公里，这里的人们提到两地时，习惯把前者称为“山下”，把后者称为“山上”或“家园”。

　　记者参观“山下”监管区时得知：监管区占地面积约180亩，内建3个集中监管区和1所医院，总面积约5万平方米。这里建有两道围墙，外围墙高约5米，长约3000米，内围墙高约4.5米，长约800米。

　　记者来到监管区大门前，强制隔离戒毒所一位负责人介绍说，各管理区大门建有AB电子门，戒毒人员生活、生产、就医等场所均设有门禁系统，戒毒人员活动区域均安装监控摄像头，有民警全天24小时值守，对戒毒人员学习、生活、劳动和就医实现不间断监控。

　　眼前的高墙、铁门、监控镜头，无疑将“强制”、“隔离”、“戒毒”这些冷峻字眼化为具象现实，但近年来这里对戒毒人员的监管理念发生了颠覆性的改变。

　　2008年8月14日，这里正式亮出“四川省绵阳强制隔离戒毒所”的牌子，开始收治强制隔离戒毒人员。

　　2009年6月25日，一项以“多元整合、积极戒毒、生命复原”为理念的“常青藤戒毒康复模式”在这里正式对外发布。

　　2010年11月，北京大学药物依赖性研究所教学科研基地在这里挂牌。

　　2011年2月，这里完整提出了建设戒毒人员“绿色回归家园”的构想。

　　据记者了解，建设戒毒人员“绿色回归家园”构想的提出，隐含着绵阳强制隔离戒毒所面对严峻现实挑战的忧虑。

　　杨春林告诉记者，戒毒人员在强制隔离戒毒期内，即使符合社会适应性考验的考核条件，也不适合把他们直接送回原来的居住地接受考验，因为这里面仍存在很多问题。

　　来自这家强制隔离戒毒所的分析意见认为：戒毒人员一旦离所，依该所现有条件根本无法实现监管；家属是否有能力和条件做好考验期内的配合，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社区戒毒工作各地发展不平衡，有的地方没有建立起衔接制度或没有配套人员，戒毒人员离所后往往不能获得必要帮助。于此，一个顺理成章的构思是：如果能够在强制隔离戒毒所内建设一个回归社会适应性考验基地，就可以解决上述问题。

　　从构想理念变成建设设施，“绿色回归家园”今天已推进到入住“居民”的试运行阶段。

　　“山上山下”是“两个世界”

　　走出强制隔离戒毒所管理区的大墙，入住山峦林间的“绿色回归家园”，那些自愿申请、经自己和家人签署协议、再经审查批准的入住“居民”，如何看待“山上”这段经历呢？

　　上午时分，在“绿色回归家园”那间小小的会议室里，由国家禁毒委官员、北京大学教授、省有关部门负责人出席的一个小型座谈会正在进行。

　　“绿色回归家园”的厨房与会议室仅隔着一间饭堂，厨房里热气腾腾，香味扑鼻。

　　44岁的张凯在灶锅前挥动菜铲忙碌着，会议室里的人们将吃上他主勺的午饭饭菜。

　　会议结束，饭菜盛在一个个不锈钢盘子里递出厨房窗口……

　　记者饭后采访这名“大厨”，他脑门上依然布满豆大的汗珠。

　　18岁那年，张凯曾因吸毒故意伤害，“剁了人家几刀”，入狱服刑6年，后来吃苦打拼，拥有一辆大客车、一辆大货车，成为搞运输、拉客的老板。

　　钱宽裕了，他复吸毒品，难以戒除，直到2011年11月被送来强制隔离戒毒。

　　“我是4月18日第一批上山的。”张凯抹着额头上的汗珠对记者说，“山下”只能看到宿舍、车间、围墙，“连点绿色都盯不到”，“山上”视野开阔，满山树木，“心情好得多嘛”。

　　回想“山下”，早晨起床，两百来号人在半小时里赶着洗漱、上厕所，张凯说，“若是慢一点儿，自己就没位置了”。

　　上山后，有过当厨子经历的他被安排做饭，每天早上5点钟起床给大家做饭，7点开早饭，若是蒸馒头，就得再早1小时起床。尽管如此，他告诉记者，在“山上”没有压抑感。

　　奇珠，33岁，身材高大、膀大腰圆。坐在记者对面，他眼神专注地望着记者回答，脸上时时露出微微笑意。

　　6月6日，奇珠“上山”。今晨起来，他与另外几人冒雨从山上铺就500米彩条塑布，又往返两公里泥泞山路搬运午饭需用的辣椒、土豆、大米、矿泉水，往返不下10趟。

　　“在山上做事，我心里特别高兴。”奇珠说进强制隔离戒毒所时，自己体重才130斤，现在增重到180斤了。

　　40岁的戴龙5月4日“上山”，他说在“山下”身体恢复不可能那么快，由于“山下”人百分之百地想上来，他觉得自己很幸运。

　　35岁的李红兵与戴龙同一天入住“绿色回归家园”，进强制隔离戒毒所前，自忖有七八两酒量，进所后沾不到酒。没想到上山第一顿午饭，饭堂摆有白酒，可以随便喝，他小心翼翼地斟了一小口，觉得脑袋晕乎乎的。

　　虽然在“山上”想喝酒就有，但李红兵告诉记者，这里的人都很自觉，平日并不沾酒，沾酒也不豪饮。

　　“我在这里可以大声地唱歌，天天吼，在‘山下’没吼过一次。”

　　44岁的张全安在比较“山上”与“山下”的不同情形时，说他的心情完全分属在“两个世界”里。

　　“我们这些人最害怕歧视”

　　婆娘不离不弃，李红兵说自己算是个幸运者。

　　他在“山下”监管区，他婆娘经常来探望，那次带着年幼的女儿和儿子来，在会见室隔着玻璃面对面通电话，看到儿子伸手哭着要爸爸，李红兵强忍泪水扭过头去。

　　李红兵母亲最先发现儿子吸毒，几次“串通”儿媳把他送进当地派出所，最终执意将他送到这里。

　　李红兵早年与人合伙开办了一家装修公司，沾染毒品后反反复复无法戒断。结果，公司让给朋友经营，自己退出，事业毁了，身体毁了。婆娘第一次来强制隔离戒毒所看他，他落了泪。

　　33岁的曹玉林进强制隔离戒毒所之前在县电力公司开车，6年前染毒，最后竟不与单位打招呼，一人躲到成都吸毒。此前，父母为帮助他戒毒，双双值守家中，苦口婆心劝了再劝，又给儿子买电脑，又整天端饭端菜，想方设法“拴牢”儿子的心，哪晓得毒瘾难敌，直到把儿子送进强制隔离戒毒所。

　　4月18日签署“上山”协议那天，曹玉林的爸爸、妈妈、哥哥、嫂嫂都来了。“他们没放弃我。”曹玉林眼圈微红，他知道哥哥和嫂嫂关系不太好，但为他的这件大事，哥哥带着嫂嫂来了。“我心里老想哭。”他低头喃喃地说。

　　张全安的婆娘是云南人，他自己在云南当过兵，经过这些年的艰苦磨砺，他心里认定，自己的婆娘是“一个善良的女性”。

　　“我们这些人最害怕歧视。”张全安神情凝重地说。

　　记得刚刚“上山”跟林业工人作业时，工人们没跟张全安说话，他敏感地猜测人家是对“山下”出来的人有警惕。几天后有了交谈，一个工人上班时给他带来两个咸蛋，他特别感动。

　　江陵53岁，其个人经历最让记者吃惊。

　　他出身军人家庭，在银行工作，有过两次婚姻。他一次次自信有自控能力，一次次被毒品诱惑击溃，固执的他毅然选择结束生命，曾经割腕，更曾经先吞大量鼠药再咽百草枯，直到他倒在街头人事不知。

　　命不该绝。江陵被医院救治过来时，连医生都很惊讶。江陵因吸毒过量，其大腿局部肌肉萎缩，记者看到了那片萎缩的肌肉。

　　今年5月20日，江陵强制隔离戒毒期满，在家人支持下，他决定留在这里继续巩固强戒效果。他是所有“上山居民”中首位期满后继续自愿留住下来的戒毒人员。

　　“我曾经想过，自己期满后到哪去呢？”江陵对记者说，由于社会现实中对吸毒人员存在严重的歧视，有戒断信心和愿望的戒毒人员特别敏感，一旦遇到亲人或朋友的不信任，哪怕一个眼神、一句言语，精神很容易就会陷入崩溃境地。他一度想找到极其偏僻的寺庙，找个谁也不认识、谁也找不到的地方，不管多艰苦，也要逃避亲人和朋友怀疑的眼光。

　　“我期满后与这里签下1年10个月的协议，打算留下来。”江陵最想给自己和家人一个信心，彻底告别毒品。

　　他们应该能够长久留下来

　　戒毒人员回归社会往往受到歧视，就业难是导致复吸率居高不下的重要原因之一。

　　“禁毒也好，戒毒也好，是一个世界性的难题。”杨春林坦率地对记者说，“如果在这里仅用两年时光就能彻底戒断毒瘾，那就不是什么世界性难题了。”

　　身为绵阳强制隔离戒毒所教育科副科长，赵强是“绿色回归家园”3名值守警官之一。这位管教经验丰富的警官在工作岗位上目睹过太多的悲欢离合，他深知戒毒人员最脆弱的心理即是害怕被歧视。他在“山上”的职责不是监督改造，而是协助“入住居民”解决新环境里出现的新问题。

　　“歧视无处不在。”赵强需要及时协调入住“居民”与带班劳动的林业工人之间、与临近村民之间、与家属亲人之间出现的形形色色问题，以帮助他们树立自信，赢得理解和尊重。

　　在赵强看来，如何破除自卑心理，确立自信，关键是要让被帮助对象真正意识到，“所谓歧视是自己歧视自己”。

　　赵强由衷地希望，经过艰苦努力，能够有更多适合条件的入住“居民”留下来。

　　经验无数次证明，如果强制隔离戒毒期满的人员回归社会，就目前的社会条件来看，能够真正拒绝毒品的沾毒者比例很小，复吸率很高，随着这里的条件不断完善，有医院、有劳动报酬、生活和工作环境好，“他们应该长久地留下来，也能够长久地留下来”。赵强相信这一点。

　　(文中涉及“绿色回归家园居民”均为化名)(记者杜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