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著名法学家江平：民法泰斗“只向真理低头”

　　他是著名法学家，他是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他人生的梦想是“法治天下”，人称“民法泰斗”。他，就是江平。

　　江平1930年生，浙江宁波人，早年就读于燕京大学新闻系，后赴莫斯科大学攻读法律。上世纪50年代，回国任教刚一年，他就被打成“右派”。此后，他经历了离婚，并失去了一条腿。

　　1979年，江平回到阔别已久的北京政法学院(中国政法大学前身)。1983年至1990年历任中国政法大学副校长、校长；还担任了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1990年以后，他主持起草了《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等，并参与制定了《国家赔偿法》、《公司法》、《票据法》等。

　　在专业层面，参与立法，是他追求法治天下的梦想最直接的实践；在教育和学术层面，他带出了一批博士生，为我国的法学教育做出了重大贡献；在公众层面，他一直为私权而呐喊，呼吁法治精神。

　　“只向真理低头”是他信奉的格言，现在，这位80多岁的民法泰斗仍然行走在通往“法治天下”的梦想之路上。

　　主持制定《信托法》，远赴日本取经

　　《信托法》是江平主持制定的第一部法。担任《信托法》起草小组组长后，他参加了多次有关信托实务状况的座谈会，对中国的信托业状况有了深入了解。

　　自1979年第一家信托机构成立以后，通过各种渠道设立的信托机构如雨后春笋。到1993年起草《信托法》时，各地信托投资公司已达四五百家。此前的信托法规调节范围过窄，只适用于营业信托，一般的民事信托则未被纳入其调整之中，而且其内容几乎都集中于对信托业的纵向行政管理上。

　　日本是大陆法系国家引进信托制度最早的国家，起草小组请了日本专家中野正俊加入。

　　江平至今仍清晰地记得：“中野先生那天从十三陵回来后兴致勃勃地说，这个十三陵为什么不可以搞公益信托呢？如果搞，社会效益肯定会比现在好。当时我也产生了一个想法，如果徐悲鸿纪念馆能信托给中央美术学院，那它的社会效益肯定会好多了。这也是一个很好的思路，就是有些事业可以由民间机构来搞信托。”

　　1994年，中野正俊邀请江平和周小明(江平的博士生)到日本考察，了解日本的信托业情况，信托的几个制度到底怎么执行。这次考察由日本一家信托银行出资，当时这笔钱是包干给江平一行用的，而安排住的宾馆花费很高。那时候，中国教授的收入还很低。于是，江平等人就离开对方安排的宾馆，住在了一位朋友家中。

　　回国后，《信托法》的专家试拟稿很快出来了。但是，最终公布的《信托法》与江平等人起草的专家稿差别很大，江平对个人信托未写进《信托法》很遗憾，“因为我们没有个人信托的实际操作经验。”

　　争论中完成《合同法》制定

　　《信托法》完成后，江平接着主持了《合同法》的起草。当时，法工委召集了14个单位，包括最高法院、法律院校等开了一个会。在江平主持的会上，大家把合同法“分拆”成十几部分，各领各的作业。

　　1994年下半年，各院校起草的条文汇总后，江平请了法学家梁慧星和王利明来负责统稿。提交人大后，李鹏召集会议。对于要不要规定情势变更原则，产生了很大争论。原来草案里有“订立合同后如情况发生变化，可以改变合同。”

　　当时，农村刮起了一股“红眼风”。村委会把一些荒山荒地发包给村民，村民经过几年开垦种植有了收益。有些村干部开始眼红，就打算把发包出去的土地再要回来。有人担心，“情势变更原则”一旦被纳入《合同法》，就有可能成为村干部撕毁承包合同的借口。最后，在江平提交的《合同法》草案中，“情势变更原则”被删除。

　　但是，《合同法》1999年通过以后，最高法认为没有情势变更原则是不合适的，所以在司法解释里面又加了进去。“总的来说，《合同法》的制定我比较满意。”江平说。

　　就“重庆钉子户”发表言论引争议

　　进入新世纪，江平开始主持起草《物权法》。

　　对于梁慧星拿出的草案，大家觉得太理想化，比如他不赞成把土地按国家所有、集体所有划分，但宪法明确规定土地分为集体所有和国家所有；王利明起草的则是按国家所有、集体所有来划分的。江平赞成按照宪法规定来起草：“不按照宪法来起草，根本通过不了，讨论的时候土地属于谁的都不知道，这是个麻烦。”

　　2005年7月10日，《物权法》草案公布，江平记得共征集到11543条意见，“最让人感动的是意见中有一封盲文信，三页纸都是一针一针扎出来的。”

　　《物权法》涉及国有财产和私有财产的地位问题。2005年8月12日，北大教授巩献田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一部背离宪法和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物权法〉草案》。江平不赞成巩献田的观点，“市场经济下任何主体都是平等的，不能说你是国有企业、国家财产，我就要特别保护你。”

　　2006年全国两会前夕，江平在“物权法与中国和谐社会建设”研讨会上称：《物权法》草案完全符合宪法精神和改革开放精神，一味加入《刑法》和《行政法》中保护国有资产的条文，变成国有资产的保护法，是违背现代法治精神的。

　　这一年，《物权法》未能进入议程，但反对《物权法》立法的声音渐渐小了。12月29日，全国人大法工委明确指出“物权法草案符合宪法规定”。

　　《物权法》从起草到通过，前后历时8年多，经过了8次审议。2007年3月，十届全国人大五次会议表决《物权法》，大屏幕显示是：赞成2799票、反对52票、弃权37票。宣票员话音未落，代表们已经鼓起掌来。

　　就在《物权法》通过之前，重庆市民吴萍夫妇的“史上最牛钉子户”事件在网上流传。江平称，如果补偿合理，就应该拆迁；如果当事人认为补偿不合理，应该到法院诉讼；如果吴萍自己不拆，支持强制拆迁。

　　此言一出即引来舆论的强烈反应。随后，江平接受媒体采访，就四个问题表达了观点：什么是社会公共利益；拆迁后如何补偿；拆迁决议和被拆迁者冲突如何救济；救济手段穷尽，该搬迁就得搬迁。

　　他表示，是不是社会公共利益需要，肯定不是一个人决定的，要符合法律的程序。假如已经经过了合法程序，“钉子户”仍然坚持说这不是社会公共利益需要，继续拒绝搬迁，就不妥了。任何一个国家，法院的最后判决和裁决都是不可动摇的，这是最高权威，任何事情到了最后只有靠法院，如果说连法院也不理睬，法院裁决了我也不动，这是民粹主义，而不是以民为本。

　　这篇文章见报次日，吴萍夫妇与重庆地方政府达成协议，当晚，房子被拆除。

　　江平既没有因为公众的批评而屈从，也没有因此改变观点讨好公众，他“只向真理低头”的座右铭，在此次事件中得以体现。

　　谈起多年来对立法工作的体会，他说，任何专家起草的草案跟最后通过的法律都有很大差别，这是因为草案是理想主义的，是按照法理来解决应该怎么规定它，但中国的事情不能完全按照这个法理来推断，所以有的事情一到时间就发生了重大变化，这是可以理解的。

　　现在，80多岁的江平还一直在为“法治天下”的梦想而呐喊，他执着的追求，赢得了几代法律人的认可和敬重。

　　■ 同题问答

　　1、25年前你在做什么？那时的梦想是什么？

　　1988年，我在中国政法大学做校长，同年当选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作为一个搞法律的人，我的梦想就是法治天下。

　　2、作为一个成功者，你人生最大的失败是什么？

　　我早年学的是新闻，想做一个记者。但后来搞了法律，我没有把握自己的人生方向，这算是失败吧。

　　3、有什么话是你深信不疑且最想教给孩子的？

　　做一个真实的人，这是我几十年人生经验的体悟。

　　4、是否有过想放弃的时候？你是如何度过那段艰难时光、让自己继续前行的？

　　“文革”的时候我一度很悲观，想过离开中国，但最后还是放弃了这个念头。我坚信，我们国家决不会总是这个样子，一定会变好。

　　新京报记者 张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