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收监难、保外难”需顶层设计

　　法院遭遇病犯“送监难”，有的贪官患有“富贵病”在判决生效后被刑罚执行部门拒收；有的贩毒分子多病缠身，看守所拒绝收治，屡抓屡犯更加有恃无恐……近日，媒体对韶关和广州两地法院“送监难”问题调查发现，监所机关对病犯是否应当关押产生分歧，甚至有的犯人因看守所拒绝关押，在法院作出判决后逃之夭夭，让法官直叹“法律尊严很受伤”。

　　一方面，是患病的罪犯，由于法院与看守所、监狱等方面的分歧导致收监难，让“法律很受伤”；另一方面，则是一些患有重病，特别是艾滋病的罪犯，符合保外就医条件，但由于家庭贫困，家属不愿意担保，导致罪犯无法保外就医，只能在监狱接受简单治疗，同样让“法律很受伤”。看来，国家对此问题应当统筹规范，进行顶层设计，确保法律的尊严了。

　　第一个问题，跟法律规定的不完善，各个部门的解释、规定和文件相冲突有关。例如，《刑事诉讼法》对于患病未收押的罪犯，看守所、监狱拒不收押的情形，并没有明确规定。最高法院的司法解释称“罪犯需要收押执行刑罚，而判决、裁定生效前未被羁押的，人民法院应当根据生效的判决书、裁定书将罪犯送交看守所羁押”，但是，国务院《看守所条例》却规定，看守所收押人犯，应当进行健康检查，如果“患有其他严重疾病，在羁押中可能发生生命危险或者生活不能自理的” 不予收押。这里面就存在一种矛盾，如果法院认为罪犯虽患病，但仍然符合收监条件且应当收监，而看守所认为患有重病而不符合收监条件，两者就会各执一词，相互只执行本部门制定的对自己有利的规定，最终导致患病罪犯无法及时收监，影响到法律尊严。

　　第二个问题则是，有关患病罪犯因为监狱医疗条件差确实需要保外就医，而家属因为经济条件等原因，而不予担保的问题。这个问题的核心在于，对于这样的罪犯，我们国家并没有建立有效的医疗保障制度，让经济条件确实困难的罪犯，能获得医疗保障，从而让罪犯家属愿意担保他们保外就医，对于患艾滋病的罪犯来说，尤其如此。据统计，广东全省艾滋病罪犯的保外就医成功率仅为3%。这对于监狱贯彻人道原则而言，并非有利。

　　两个问题，都不是一地法院、看守所、监狱甚至地方政府统筹能解决问题，都需要顶层设计。对于第一个问题，必须完善法律，通过制定和修改法律，来解决法院与看守所、监狱的分歧，例如法律规定由指定的医院进行鉴定，来确定罪犯能否适宜关押，以解决几家的争议。第二个问题，则是需要加大国家对监狱的拨款力度，建立相应的医院，以解决罪犯就医难的问题，同时，建立对罪犯的医保制度，保证那些经济条件差的罪犯保外就医后，能接受适当的医疗救助。 (杨 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