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谁来抚养杀人嫌犯的孩子

　　给人们心理带来极大震撼的孕妇杀人案，新近又有了新议题。

　　8月6日，黑龙江省桦南县孕妇谭某某产下一名男婴；而7月24日，谭某某以身体不舒服为由，将少女胡伊萱骗至家中，其夫白某某企图对其实施强奸未果，二人将胡伊萱残忍杀害。白、谭夫妇涉嫌故意杀人，罪名一旦成立，刑罚无可逃脱，谈何抚养新生儿？于是乎，谁来抚养杀人嫌犯孩子的问题，便被舆论提上议事日程。

　　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内，先是善良的17岁少女横死，接着便是杀人嫌犯的新生儿降临，世事就是这样残酷而滑稽。如今，胡伊萱之死渐渐淡出人们的视线，只剩下“亲戚或余悲”，不少人开始以满腔热情来关注杀人嫌犯孩子的抚养问题。善良的人们总说，人死不能复生，生活还要继续，孩子是无罪的。这种主张当然不能算错，但舆论不该如此势利。一个是父母含辛茹苦抚养了17年的孩子，而另一个，才出生不过几天。

　　如果没有科学依据，人们就不能断定罪恶一定会通过基因遗传，那么，杀人嫌犯的孩子也未尝不可寄托希望与光明。但一个杀人嫌犯孩子的抚养问题，为什么一定要如此牵动人心呢？我知道的是，很多进城务工人员在抚养子女方面也存在大量问题，而他们并未为害社会，但他们的问题至多被抽象地关注。我还知道的是，那些家庭碎裂导致无人抚养的儿童，他们的父母也未曾加害社会，但他们的“幸运境遇”也不过是免于流落街头、免于饥寒冻馁。

　　杀人嫌犯不能履行抚养孩子的义务，是因为他们须承担接受刑罚的更大的“义务”，但他们的父母也不愿意抚养这个孩子。这是为什么呢？除了年老体衰和经济方面的原因，或许也有一点自责、羞愧与痛心。谁能要求年事已高的老人，替涉嫌故意杀人的儿女去抚养他们的孩子呢？因此，杀人嫌犯的父母拒绝抚养这孩子，我以为是无可指责的，倘若他们竟认为“义不容辞”而慷慨担当，倒要使人觉得不可思议。但这样一来，这个来得不是时候的孩子由谁来抚养，似乎就成了一个难题。

　　不过，正如胡伊萱的母亲所相信的“这世上还是好人多”，报道说桦南警方已“接到了很多从全国各地打来的领养电话”，“唯独没有桦南当地的人”。当地没有人表示愿意领养，当然有点意味深长，个中原因，或许和杀人嫌犯的父母不愿抚养有相通之处。意欲收养男婴的人都表示，孩子无罪，应该得到应有的照顾，在一个美好、健康的环境里成长，不应因父母的罪恶而影响到孩子的未来。谁有资格领养，这孩子会不会被领养，目前都还是问题；但我想，只有怀抱这样理念和信念的人，才配养育子女，因为这其中浸透着身为父母者最基本的责任。

　　然而，认为父母的表现不应对孩子造成影响，或许不过是事实上的一厢情愿，如果这种主张趋于极端，甚至可能为一些人放弃社会责任张目。打个比方，倘若岳飞的儿子和秦桧的儿子同样荣光，那么，选择做岳飞或秦桧，在为人父母的意义上就没有本质的不同。荣乐可以也应当止乎其身(事实往往并非如此)，自身的罪孽却可能殃及后代，这不是说要对那些不幸的孩子加以白眼，而是说父母无论为善为恶都将无可避免地投影到孩子身上。否则，“积善之家有余庆，积恶之家有余殃”的古老信条，岂不成了骗人的鬼话？如果能意识到自己与子女之间存在无法切割的关联性影响，为人父母者也可能多一点自我警醒和自我约束，少一点自我放纵和为所欲为。上对得起父母，下对得起子女，难道是过时的主张吗？

　　谁来抚养杀人嫌犯的孩子？这不仅是如何抚养一类特殊孩子的问题，更是对如何做合格父母的普遍性拷问。缺乏起码社会责任感的人，或许还是信奉“人在江湖混，最好是光棍”为好。我自然也希望这个孩子有一个恰当的归宿，但很想知道的是，假如有人成功地领养了他，所谓给这个孩子“一个美好、健康的环境”究竟是怎样的呢？领养者会在这个孩子长大后告诉他自己的身世吗？领养者会不会教育这个孩子确立像胡伊萱那样的价值观呢？(滕朝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