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察官总结：官越大越难查 就像打场阵地战

张建国

何靖

李治臻

刘晓金

潘潇(左二)出庭受审时有位妙龄女子“开道” 黄巍俊 摄

　　广州多位纪检资深办案人员详解重大贪腐案件侦办过程、剖析官员蜕变心理轨迹后归纳出——反贪重在防贪

　　8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的会议上，审议通过了《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13-2017年工作规划》。舆论将之解读为“在顶层设计上推进反腐”。《广州市预防职务犯罪条例》上周接受广州市人大常委会一审。这部地方反腐法规同样备受关注。

　　连日来，广州纪检和司法部门多位资深办案人员接受羊城晚报记者专访，梳理近期发生在广州的多宗大要案件，就当前惩治和预防腐败实践中的一些特点和困难发表看法，一个共同心声是：目前的反腐斗争仍集中在事后监督、亡羊补牢。但反腐的关键在于制度防腐，在于能否真正起到预防的作用，真正“把权力关进笼子里”。

　　财色不分家

　　一位广州检察官向记者总结了“落马”官员的两大特点：除了钱之外，一般还有色；另外就是与一些老板关系密切。

　　今年年初，中国人民大学危机管理研究中心发布了《官员形象2012报告》。报告中的一句话这样写道——“2012年曝光的官员性丑闻事件往往牵扯出官员贪腐。据不完全统计，被查处的贪官95%有情妇，领导干部中60%以上的腐败行径与‘包二奶’有关”——引起了广泛注意。

　　一位广州检察官向记者总结了“落马”官员的两大特点：除了钱之外，一般还有色；另外就是与一些老板关系密切。

　　在广州市人民检察院预防职务犯罪警示教育基地里，花都原区委书记潘潇的犯罪情况赫然在列。这位“落马”后被称为“现代周幽王”的“才子书记”，由于宠爱娇妻而坠入深渊。

　　公开材料显示，潘潇先后经历了三段婚姻，妻子一个比一个年轻，一个比一个更有“分量”。第一任妻子是位“校花”，第二任妻子是“美在花城”选美比赛选手，第三任妻子也是“美在花城”的选手，只是排名更靠前、更年轻，与潘潇年龄相差24岁。

　　在这种心态下建立起来的婚姻，并没有给潘潇带来幸福、稳定的家庭生活。为了稳住娇妻的心、维系婚姻，潘潇费尽了心思。在第三段婚姻中，他放任妻子和岳母住豪宅、穿名牌、乘豪车、出游非头等舱不坐。“为得娇妻欢心，(他)亲自出面在清远佛冈租地60亩违法建设了一个农庄，名为‘流金山庄’”，借以吸金受贿。

　　办案机关的一位知情人士透露，收到针对潘潇的举报后，由于涉及厅局级干部，调查很慎重，随之发现有几个行贿人长期跟着潘潇，从其曾任职的广州市原芳村区一直到花都区，其中一个是位李姓老板。

　　与潘潇相比，佛山市政协原副主席吴志强的“落马”，则有些“另类”。

　　“吴志强这个案件也牵涉到一些‘桃色’的东西。这个案件有一些小插曲：吴志强当时在网上认识了一个钓鱼勒索他的集团团伙，被女孩子勾引了，然后给他拍了照，以此要挟他。刚好那个人又被我们抓住了，把他供认出来了。”由于被认定受贿540万元，吴志强被潮州市中院一审判处有期徒刑11年。

　　“59岁现象”，也“催熟”了一批贪官。上述知情人士介绍，广州市城管委原副主任张建国最为明显。“他是1998年抗洪救灾的二等功臣，荣誉很高。我们当时还了解到，他曾在外面说，自己只需要一千万，退休生活就能过得很好了。”在这种心理的驱使下，张建国由于利用招投标漏洞收受贿赂，在退休的前一年“落马”。

　　“齐家”是道坎

　　近年来，受贿犯罪日益呈现隐蔽化、多样化的特点，“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就是其中较常见的一种。

　　“红颜是祸水”，有时亲人也会惹来大麻烦——家庭成员参与受贿，在一些贪腐案件中已屡见不鲜。广州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官卫斌曾在《检察日报》撰文称，近年来，受贿犯罪日益呈现隐蔽化、多样化的特点，并在原有的犯罪形式上产生了诸多变异，“家庭型”共同受贿犯罪就是其中较常见的一种。

　　所谓“家庭型”共同受贿，指国家工作人员伙同其家庭成员，由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为他人谋取利益，其亲属收受他人财物的行为。

　　除潘潇外，属于典型家庭型受贿犯罪的，还有广州市越秀区城管局原局长黄桂芳。

　　庭审资料显示，黄桂芳在担任越秀区城管局局长期间，曾多次拒绝收受贿赂，但最终却没能管好儿子。

　　2009年的一天，广州市惠康物业清洁有限公司董事长段忠球，约请黄桂芳吃饭，希望在保洁项目中给予关照，并送了现金7万元。黄桂芳推辞不过，收下了，但过了几天，便把钱给退了。下半年时，黄桂芳家里装修要买家具、家电，段忠球主动花了约10万元帮他购买，一段时间后，黄桂芳也把钱给退了。

　　然而，黄桂芳却“栽”在了儿子身上。判决资料显示，黄桂芳的儿子黄全成从留学回国后，被行贿人盯上。法院最终认定黄桂芳受贿175.9万元，其中174万元与黄全成有关。

　　不仅身份与黄桂芳类似，案件性质上也有相似之处的刘晓金，受贿行为亦与其子有关系。刘晓金曾在黄埔区卫生局等多个单位工作，最终担任黄埔区城管局局长一职。

　　早在上任城管局长的前一个月，商人李尚德就觉得他“奇货可居”，主动靠近。2011年底，黄埔区公厕的清洁项目进入招投标程序后，李尚德找到刘晓金，希望帮忙中标。正式投标前，刘晓金对有关人员做了“思想工作”。不过，刘晓金要求的回报是，李尚德要与他儿子刘振华开设的教育培训公司签订共180万元的保洁方面的培训合同。

　　广州市公安局原副局长何靖案，也具有家庭受贿的特点。根据判决资料，其妻黄艾虹协同受贿约30万元，被认定为从犯，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

　　但是，“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官员家属成了贪腐共犯，究其原因，还在于官员自身品质不坚定、“修为不到家”。

　　官越大越难查

　　贪官们反侦查能力强、人脉关系广，级别越高，查办的阻力相对也就越大，尤其是大案要案。

　　潘潇是广州花都原区委书记，他的落马创了一项“纪录”——该案是广州检察机关查办的首位现任区委书记职务犯罪案件。

　　资料显示，该案还牵涉到花都区新华街道办原主任郑国威等5位正处级干部，社会影响大，而且案情也非常复杂。

　　广州市检察院反贪局办案检察官介绍，潘潇不仅长期担任区委书记等领导职务，而且是广州市人大代表和花都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长期从事立法与监督工作，工作经验和法律知识丰富，反侦查能力极强，其受贿手段绝大部分不是直接权钱交易，而是利用特定关系人采取多种新型受贿形式，存在着大量罪与非罪、此罪与彼罪的法律定性问题。2011年办理潘潇案时，检察官连续在办案地点奋战了三个多月。

　　对吴志强的侦查，属于另一种目前比较受推崇的类型——异地侦查。办案机关一位知情人士介绍，吴志强是由广州的办案人员到佛山，将人带回来侦查，所以方方面面的压力少很多。

　　据介绍，现在从最高检到省检察院，都在提倡异地办案，因为确实能避免很多不必要的麻烦，特别是利益相关方的阻力、博弈。

　　这位知情人士特别提到，上级往往非常关心大案要案的查办，因此侦查方向不能出错，否则案子可能出现僵持局面。“对于大案要案来说，前期工作要非常细致，不能走漏风声。”

　　“打一个非常贴切的比喻，就像打一场阵地战。大案出来后，因为它不是只涉及一个人，而是一个利益集团。官员好比是利益集团内部，而外部是行贿人。侦查的每一步都要计划好，一旦失误了，就会出现相互通气、支援的情况。”一旦侦查失误、透露了侦查方向，对方得到风声，就“跑路”了。“以前这些人还靠死撑，但现在这招不灵了，就开始往外逃。特别是那些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一般会通过关系办一些外籍护照。这对我们是个难题。”

　　据介绍，广州市花都区原政协主席王雁威，在其涉案亲戚被办案机关控制后便闻风而逃，至今没有归案。

　　贪官的多面性

　　“涉及经济犯罪的人，你说他人品很差，也不见得……一方面他为国家、社会付出了很多，另一方面，私下里也有阴暗、脆弱的一面。”

　　“马必友的案子，是我带领我们科办理的第一个大案，他原来是广州市市政园林局的党委书记。”在与马必友接触的过程中，检察官切实感受到了这位曾经的战士对国家的热爱。

　　根据介绍，马必友二十六七岁便在部队当了炮兵团的团长，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约30岁就已升任炮兵师副师长，多次参加了对越自卫反击战。审讯他过程，也像是一场艰苦的战斗——马必友20多年的军旅生涯，使其具备顽强的精神意志和丰富的人生阅历。另外，他的受贿行为大部分也并不是直接的权钱交易。

　　因此，刚开始面对侦查人员时，马必友的对抗意识强烈、心理防线牢固，一口否认曾介绍过工程并受贿。同时，他的同案犯——其亲属李道兰、李道贵——也坚称马必友对共同受贿完全不知情。

　　案件一度陷入了僵局。后来，检察官根据马必友的心理特点，“量身”定制的讯问方案起到了作用。

　　当时是2009年，国庆60周年的阅兵刚刚结束。在审讯室里，检察官把阅兵仪式播放给马必友看。

　　“他看完后，情绪一下子就激动起来，可能是想到了自己也曾身为军人，哭了出来……”检察官记得很清楚，马必友前后共哭了两次，这是第一次。另外一次是送马必友进看守所。进去前，检察官跟马必友聊了一会。当时，马必友回忆了自己光荣的过往，同时对未来感到彷徨，历史与现实的落差，令他潸然泪下。

　　“涉及经济犯罪的人，你说他人品很差，也不见得，其实这种人也是一种矛盾的人生：一方面他为国家、社会付出了很多，另一方面，私下里也有阴暗、脆弱的一面。人都是有AB面的。”检察官事后也有感叹。

　　谈到贪官们的“共性”，一位办案人员介绍，除了权钱交易、利益输送外，还可以从这些人身上看出思想蜕变的轨迹。

　　“他们早期都是属于奋斗型的人，能坐上领导位置的，肯定都是优秀人才，他们付出过、努力过，经过了各种各样的辛酸，才有高人一等的位置。但是到这个位置以后，思想确确实实是放松了，特别是‘一把手’。”

　　“一把手”难监督

　　“一把手”的监督，目前还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上级监督有时候不够到位、同级监督也不够好、下级的监督更是谈不上。

　　广州市民政局原局长、党委书记李治臻，被查明的受贿行为最早发生在1996年他任广州宾馆总经理期间。案发时他坐在了广州市民政局局长的位置上，共被查明受贿400多万元。

　　另外一个典型莫过于何靖。何靖在任广州市公安局副局长前，曾担任花都、增城公安局局长、白云区分局局长等职。他被控单独及伙同妻子受贿共600余万元，受贿行为贯穿了他的四个职务阶段。

　　“(‘边腐边升’)这充分暴露了我们在干部选拔任用和在日常考核监督管理中，存在着不少薄弱环节。”广东纪检系统一位人士向记者表示，监督的缺失，客观上造成了这些人在贪腐的路上越陷越深。如果能切实发挥组织监督、纪律监督、群众监督的作用，在干部成长中，做到及时发现，适时提醒，就会减少腐败对党、对社会造成的危害。

　　在广州一位检察官看来，对“一把手”的监督，目前还是一个老大难的问题：上级监督有时候不够到位、同级监督也不够好、下级的监督更是谈不上。另外权力的架构、制约、约束、制衡，还是做得不够好。

　　“一个官员一旦处于监督的真空之下，就没有防腐败的天然免疫力。反贪部门主要是作为事后监督、亡羊补牢。但是对于事前的监督，还是要在制度方面把关。就像习总书记所说的——‘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牢笼里’。”他对记者说。

　　畸形的“贪文化”

　　腐败正从党的机构向社会层面蔓延，而这种蔓延已成一种“文化现象”，不仅是制度上的问题。

　　现在的腐败案件除了原来那些案值大、链条长、潜伏深等基本特征以外，又有一些新特点，比如第一代腐败与第二代腐败交织出现：第一代腐败是直接的权钱交易，第二代腐败则隐藏在决策和设计等方面，很隐蔽——广东一位纪检系统的人士向记者介绍。

　　该人士还称，腐败正从党的机构向社会层面蔓延，而这种蔓延已成一种“文化现象”，不仅是制度上的问题。他举了一个例子，在这种畸形文化里，很多人可能都抱有这样一种心态：以能占公家一点便宜为荣。

　　不过该人士指出，对腐败的治理需要一个过程。据他介绍，以前贪污现象突出，但经过多年的制度治理——比如出行一律用公务卡，减少现金的流通，一些单位对出差的工作人员规定要住定点酒店——现在涉及这方面的贪污就大为减少了。

　　广州市检察院2012一份资料显示，当前贪腐类案件具有贪污犯罪发案率低、贿赂犯罪发案率高的特点。“从查办的职务犯罪案件来看，贪污、贿赂案件平均达到立案总数的89.2%，其中贪污犯罪为18.1%，贿赂犯罪为71.1%。”

　　纪检系统的这位人士进一步说，现在很多领域的改革方案，像党的机关里面，很多制度已经相当完善，如果你想弄一分钱到自己腰包里，是很困难的，这说明制度治理起了作用。　(记者 董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