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无主观故意须综合证据判断

　　连日来，薄熙来案获得公众的广泛关注。就公众关注的被告人涉嫌贪污的相关问题，记者日前采访了浙江工商大学法学院院长、教授谭世贵。

　　前后供词不一是为了逃避法律制裁

　　记者：对于涉嫌贪污500万元工程款一案，薄熙来矢口否认，称自己从头到尾都没有贪占这笔款子的主观故意，您怎么看？如何看待薄熙来供词的前后不一？

　　谭世贵：被告人有无贪污的主观故意，不能仅根据被告人的交代，认定被告人有无主观故意，必须综合相关证据来判断其行为的意图和目的。在本案中，证人王正刚证实，关于500万元工程款的事情他先后给薄熙来有过两次汇报。薄谷开来的证词也证实，薄熙来对此事知情且存在侵吞的主观故意。而且，薄熙来在侦查阶段的亲笔供词交代了他起意侵吞500万元的原因以及安排薄谷开来与王正刚商量的事实经过。他写道：“当时我缺乏警觉，放松了要求，同意王正刚去找谷开来商量，开了口子，成为后来此款进入谷开来律师事务所账户的主要原因。王与谷商量后，我也没去追问，放任了此事。”由此可见，薄熙来的行为已明白无误地表明，他有贪占这笔款子的主观故意，他在法庭上的否认是徒劳的。

　　薄熙来的供词不仅在侵吞500万元公款上前后不一，而且在收受贿赂上也同样前后不一，其主要意图就是为了逃避法律制裁。当然，法庭审判公开进行，被告人在法庭上享有更多的辩护、辩解机会，这也可能使得他认为可以利用法庭审判最后赌上一把。

　　公诉方有理由对该案证据充满信心

　　记者：法庭辩论结束后,公诉人发表了公诉意见,明确提出,“经过当庭举证和质证,充分证明了起诉书指控被告人薄熙来犯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显然，公诉机关对该案的证据很有信心,您如何看待这个问题？

　　谭世贵：在法庭审理中，公诉人依法讯问了被告人薄熙来，出示、宣读了被告人的自书材料、在侦查阶段的亲笔供词、在审查起诉阶段的讯问笔录，对出庭证人徐明、王正刚、王立军进行了询问，出示、宣读和播放了薄谷开来、唐肖林等证人的询问笔录、亲笔证词和作证的同步录音录像，出示、宣读了大量的相关证人证言笔录，出示了相关书证、物证照片、电子数据等客观性证据，并与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进行了充分的质证和辩论，运用大量已经法庭查证属实的证据对被告人受贿、贪污、滥用职权的犯罪事实进行了证明。

　　2012年修正后的刑事诉讼法第53条第2款规定：“证据确实、充分，应当符合以下条件：(一)定罪量刑的事实都有证据证明；(二)据以定案的证据均经法定程序查证属实；(三)综合全案证据，对所认定事实已排除合理怀疑。”从庭审情况可以看出，对薄熙来定罪量刑的事实(包括受贿、贪污、滥用职权的时间、地点、数额、目的、动机、过程、结果以及影响量刑的情节等)均有证人证言、书证、物证、电子数据等证据证明；这些证据均经过控辩双方举证、质证等法定程序查证属实，而且能够证明这些证据的合法性、客观性和关联性；综合全案证据，证据与证据之间没有矛盾，能够相互印证或基本一致，形成了确实充分并且排除合理怀疑的证据体系，充分证明被告人薄熙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犯罪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因此，公诉机关有理由对该案的证据充满信心。

　　此外，刑事诉讼法第53条第1款明确规定：“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据此，在本案中，即使被告人薄熙来否认了其在侦查和审查起诉中所作的供述，但在其他证据确实充分的情况下，仍然可以认定他犯有受贿罪、贪污罪、滥用职权罪并处以刑罚。

　　庭审彰显着程序正义的光辉与现代法治精神

　　记者：很多专家认为这是一次高质量的审判，既保障了程序正义，又保障了实体正义，您怎么看？

　　谭世贵：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对薄熙来受贿、贪污、滥用职权一案进行公开审判，很好地贯彻了“公开、公平、公正”的要求，的确是一次高水平、高质量的审判。

　　首先，该案通过公民旁听审判、新闻记者采访报道、微博传送、新闻发布会进行通报等多种方式进行全程公开，在全国范围内引起了广泛关注，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和积极的评价。其次，在法庭审理过程中，被告人的辩护权得到充分的尊重和切实的行使，控辩双方对全案进行了全面而细致的举证、质证和辩论，充分展示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法治理念以及我国法庭审判的平等、平和和文明风貌。第三，在新中国的司法审判史上，第一次有如此多的证人出庭作证，法庭第一次花了5天时间来审理单个被告人涉嫌犯罪的案件，第一次采用微博和新闻发布会来进行全程公开，这些无不彰显着程序正义的光辉与现代法治精神。毫无疑问，中国的司法审判如果能以此案的审理为新的起点，切实贯彻“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和要求，就一定能够不断增加透明度，提高公信力，进而保障在全社会实现公平与正义。　　本报记者 李 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