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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洞不补 实名制只会徒增烦恼

2013年09月07日 11:31 来源:工人日报 参与互动(0)



2013年9月1日,安徽省亳州市一名市民在展示身份证和手机。 金镜头/东方IC

              

  本月,又一项实名制开始实施——按照《电话用户真实身份信息登记规定》的要求,自2013年9月1日起,用户办理固定电话装机、移机、过户,移动电话开户、过户等均实行实名制。

  除了用电话,实名制早已存在于我们生活周围。身份证要实名办理,车牌得真名真姓,储蓄、挂号、买火车票甚至某些地方买菜刀、买口罩都得实名。

  不能否认,实名制为政府的公共管理带来了便利,但同样不可否认的是,在诸多与百姓生活息息相关的实名制背后,存在一些漏洞,不仅没有如预想那样为大家带来便利,反而让不少人徒增烦恼,甚至陷入犯罪人的圈套中,被“谋财害命”。

  电话实名难敌 “ 网络化名 ”

  有的网络电话可以对特定人群进行群呼,接收者在接听时,手机屏幕上会显示出虚拟的号码。有的号码被改成了政法机关、政府部门的公开电话或便民热线

  电话实名制早就不是“新花样”。三年前工信部就曾实施过一次手机卡实名制,然而,因为规定在执行过程中没有得到落实,不想“实名”的人仍可通过街头代售点、农村代理、网络买号等途径买到各类手机卡。因此,那一次的实名制并不太成功。

  而此次被称为“真正的电话实名制”到来后,情况也不容乐观。

  新规实施后,不同媒体的记者分别在北京、上海、郑州、长春等大中城市展开调查,发现在很多报刊亭、电话卡零售网点依然可以买到非实名的“野卡”。

  有些电话卡销售者为了“方便”买家,还在新规实施前提前激活了不少手机卡,买家无需身份登记,只要多付点钱就可。这种卡的“好处”是,一定能绕过实名的新规,不存在无法激活的后顾之忧。

  在武汉,记者更是采访发现,不少电话卡代售点的销售人员大多称买电话卡要身份证,但不要求是本人身份证,如果本人不愿意出示,老板会用别人的身份证帮着办。

  或许小规模的违规电话卡销售还不足以影响实名制的效果,但网络电话、“改号软件”等的使用以及违规基站的存在,则难以让实名制“实至名归”。

  比如, 使用VOIP电话制造虚拟的网络电话号码,可以对特定人群进行群呼。接收者在接听时,手机屏幕上会显示出虚拟号码。有的号码被改成了政法机关、政府部门的公开电话或便民热线,不少人因此还成为电信诈骗受害者。

  8月29日最高法院公布的电信诈骗情况显示,有的掌握网络技术、设备、资源者,为牟取非法利益,专门为电信诈骗犯罪分子搭建网络电话诈骗平台,提供改号、群呼群拨、网络电话落地对接及运行维护等技术服务,为诈骗分子行骗提供技术支持。

  各种新技术的采用,让电话实名制成了“神话”。假基站也是其中之一。一些“假基站”采用大功率无线信号发射,强迫手机在仿真基站信号中登记,由于假基站发送短信不走运营商渠道,因此内容不受任何监督,而且可以伪装成任何号码,甚至伪装成运营商、国内银行等发送诈骗短信。

  “假基站”如果被别有用心的组织或个人利用,实名制简直“不堪一击”,它甚至可以冒用10086或95588等公众服务号码或权威部门名义编造发送虚假信息,造成的社会影响难以估量。

  如果这些漏洞不赌上,电话实名制不但落不到实处,或许还会让更多信任实名制的人上当受骗。

  身份证不能挂失 “ 方便了罪犯害苦自己 ”

  丢失身份证的人即使经过挂失处理,遗失的身份证只要在有效期内仍然可以正常使用。因为这一漏洞的存在,身份证买卖成了某些人的赚钱生意。

  身份证或许是最能体现“实名制”的一个物件。按照法律的规定,只要年满16岁,身份证就是必办的,而身份证的第一项内容就是“姓名”。

  从身份证的作用来看,把它作为支撑各种实名制最重要证件来对待,一点不为过。但恰恰是这一最“实名制”的小卡片,其存在的漏洞常常害苦了那个使用实名的人。这个漏洞就是身份证丢失后不能挂失。

  公安部门从2004年开始换发第二代居民身份证。二代证采用非接触式IC卡技术,具有较强的防伪性能;但由于从管理制度上看,没有注销措施,从技术手段上看,没有独一无二的ID识别,导致补办后的新身份证和原身份证完全一样,因此当事人即使经过挂失处理,遗失的身份证只要在有效期内仍然可以正常使用。

  2010年,一个因身份证制度“漏洞”引发的案件引起关注——打工妹林贝欣2007年丢失了身份证,其间有人冒用她的身份实施盗窃,导致林贝欣被警方通缉。2010年7月16日,林贝欣被广州警方以涉嫌盗窃罪“抓获”。同年底,北京的于女士也因为2006年丢失的身份证被人用以虚开增值税发票而被警方抓进看守所关了102个小时……

  案件一出,丢失身份证不能挂失一事广受关注。媒体人白岩松为此发表评论说:公民有丢失身份证的自由和权利。

  遗憾的是,造成这一权利受损的漏洞并未被堵上。

  今年5月21日,一名天津在校大学生被警方带走,理由是涉嫌在网吧盗窃。警方在三天后抓到真正的小偷时才发现,这名大学生在2011年丢失了身份证恰好被那个小偷捡到并冒用来上网。

  也是因为这一漏洞的存在,身份证买卖成了某些人的赚钱生意。无论是通过搜索网站还是网上电商,都能轻易联系到身份证销售者,只要付出每张数百元的价格,就能购买这些身份证,从而进行“下一步”的不法活动。

  对二代证目前存在的漏洞,公安部治安管理局有关负责人回应称,公安机关将加快推进年初开始启动的居民身份证登记指纹信息工作,并加大打击买卖、冒用他人身份证违法犯罪活动的力度。

  人们有理由相信指纹采集有助于减少证件被冒领情况,但一个现实的问题是,指纹采集需要一个漫长的过程才能覆盖全国,而指纹比对设备更不是所有相关机构能马上配备的,在这样的“空窗期”内,如何让身份证“物尽其用”而非“被人利用”?这不仅关系到实名制是否能落实,更关系到公民权利的切实保护。

  车牌被套到处挨罚还得 “ 自证清白 ”

  当真车主接到异地发来的套牌车罚单时,相关部门给出的解决方案有两个:要么车主自掏腰包解决问题;要么去套牌车违章地找到那辆套牌车。

  汽车号牌必须实名,是毫无疑问的。号牌的作用不但在于监督车主是否遵守交规,还在于可以公示车主的所有权。

  就是这样一个重要的“小牌子”,造假却不是难事。

  8月22日,广州警方捣毁一个特大型“产销一条龙”的伪造机动车号牌团伙,缴获伪造机动车号牌9614副。

  据一名嫌犯交代:假号牌制作很简单,用早已做好的模板压制,上漆也是用机器直接操作,10分钟就可做一个。全国各地的各种机动车牌照他们都能制作出来,做好后再利用物流快递渠道发往全国各地。

  警方表示,该犯罪团伙制作的假牌仿真程度极高,普通人肉眼根本无法分辨,只有专业的民警才能识别。这些假牌照的价格从200元到500元不等。

  造假容易、价格便宜可害苦了那些真正的车主。广州车主陈先生就常年被人套牌,每年办理车辆年审业务时都发现自己驾驶的本田雅阁轿车在佛山、清远、肇庆等异地有多次违法,他都要跑到异地去交违章处罚,三年的违章高达60多宗。今年4月25日,发现年审无法办理,他终于忍不住报了警,深圳交警经过多方侦查,终于在佛山市抓住了套牌车。

  陈先生还算幸运的,重庆车主周女士的经历更加“坎坷”。她的奔驰车从没去过外地,却在河南、北京、四川等地频频出现违章记录。

  去年5月,河南灵宝市交警部门给周女士寄来一张罚单,处罚理由是遮挡号牌,罚款200元,扣6分,但她自己和家人从来没去过灵宝。她当即找到相关部门查询,得到的回复只有两个:要么周女士自掏腰包解决问题;要么去河南灵宝,找到那辆套牌车。

  面对接二连三的外地违章罚单,周女士每次都得到当地请交警部门调查,只有证明确实违章车辆不属于周女士后,才能把处罚撤销。不断地“自证清白”让周女士疲惫不堪,最终决定换个车牌。

  真正的主人需要“自证清白”,违法者却逍遥法外,这就是套牌现象的真实写照。而套牌的危害不仅仅在于车主的权益受侵害,更在于对公共安全的威胁。

  因为套着别人的车牌,套牌车主对违反交规常常“肆无忌惮”,而且一旦发生事故,套牌者极容易逃逸,严重危害公共交通秩序。有些人甚至利用套牌车违法犯罪,对群众生命财产造成潜在的威胁,北京市朝阳区法院日前审理的一起案件就是这样。

  犯罪嫌疑人张某开着套牌出租车在北京街头转悠,看到拉行李的乘客就上前揽客,半路再编造理由骗乘客下车,等乘客下车,张某便一脚油门带着乘客的财物开溜。短短两个月内,他前后作案6次,抢夺财物9万余元。

  10分钟就能“齐活”的造假速度和一个窝点就能起获近万副的造假量,说明机动车号牌的制作工艺和防伪能力有可钻、易钻的漏洞,面对如此漏洞,何时能让车主免除“被套烦恼”,让公众不用担心被套牌车“图财害命”,一定不是一句“交警部门将严厉打击”就能解决的。

  票号实名制黄牛的生意也跟着“升级”

  在实名购买火车票后,改签和退票窗口是不能卖票的,但票贩子在那里却能买到票;对于实名制,号贩子也不担心,因为看病时医院不会要求出示身份证核对信息。

  身份证或许不会丢,机动车也不一定要买,但乘火车和到医院看病却是几乎躲不过的事。因此,这两年,火车票和挂号“实名制”成为最引人关注的两项实名制。

  本以为购票实名、进站实名该让倒票黄牛销声匿迹了,没想到“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黄牛生意越做越火”了。

  今年6月,辽宁电视台记者在沈阳火车站发现,只要加价30元~200元,黄牛就能在几分钟内用乘客的身份证买到票。黄牛的手法很简单,直接到改签和退票窗口交钱取票,而非像普通乘客一样,排长队在售票窗口处买。

  按照规定,改签和退票窗口是不能卖票的,但黄牛却能买到,而这也正是黄牛生意好做的原因。

  今年春运期间,新华社记者发现,在一票难求的情况下,只要加价50元至100元,就能从重庆票贩子手里买到各地车票。

  一个叫阿强的票贩子说:“我们先网上预订火车票,有客户时再把票退了,拿客户的身份证在窗口购买,几乎不会失手,这叫‘秒杀’。”更让人“佩服”的是,阿强说他们“里面有熟人”,不用排队,直接到窗口退票。

  对于与实名购票一起“升级”的票贩子,重庆交通大学教授黄承锋认为,这与铁路部门内部人员与黄牛党勾结,为其提供前期票源和后期退换票的程序便利有关系。黄承锋建议,铁路部门要彻底清查“内鬼”,一旦发现,必须坚决清退;要在制度设计上堵住现有漏洞,尽可能压缩黄牛党的利润空间。

  在火车票票贩子“生生不息”的同时,号贩子们的日子也很“滋润”。

  北京协和医院一个专家号,已经被炒到了300元;如果通过中间人找号贩子拿号,则有可能高达700元。儿童医院的专家号也大致形成了“市场价”,一个14元的专家号卖300元。 不少号贩子坦言,通过贩号,一个月挣六七千元是“小意思”。

  对于实名制,号贩子丝毫不担心。因为看病时医院不会要求出示身份证核对信息,而挂号平台与公安机关的身份证信息系统也不联网,所以他们要么提前联系患者,拿到就诊卡,再雇人排队给患者挂号;要么通过电话或网上的挂号平台,预约了号,有患者需要就直接拿去看病。

  票贩子和号贩子的“生生不息”说明,不论是火车票实名制还是挂号实名制,都存在漏洞,这些漏洞也都被“黄牛”们来回钻着,并因此获利。相关部门如果仅只是推出新的制度,而不堵住这些漏洞,不仅因为多道程序会给真正需要的人带来麻烦,还会不断养肥那些钻漏洞的人,更会让看在眼里的群众对实名制失望甚至产生对立情绪。

【编辑:王安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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