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志刚：前科消灭制度司法探索模式的批判性反思

　　目前，关于未成年人前科消灭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探索之中存在一种认识:前科的存在给未成年人带来了社会歧视和排斥，给相关行为人贴上了“少年犯”的标签。对此，笔者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所谓的“贴标签”或者“社会歧视”并非源自“前科”或者“犯罪记录”，而是源于社会公众对于犯罪人和犯罪行为的敌意和谴责态度，以及由此产生的远离犯罪人的自我保护意识和防范意识，它和客观上纯粹记录犯罪事实的犯罪记录无关，也和作为对“犯罪记录”进行规范性评价的评价结论即“前科”无关。因此，在构建未来的体系化的前科消灭制度之时，应当对于被“封存”的犯罪记录予以隐私权保护:在经过特定的前科消灭期间之后，犯罪记录不仅不得再被提起和进行任何形式的法律评价，而且从法律地位上讲，行为人等同于没有犯过罪，行为人对于他的相关犯罪记录享有隐私权，任何个人或机关不得肆意披露或者传播，否则即为侵权。未来体系化的前科消灭制度之构建，应当是同步关注规范性评价和非规范性评价的消灭，全面推行“犯罪记录查询制度”作为前科消灭制度的体制体现;同时，逐步推进和实施已经超过查询期限的“犯罪记录”的隐私权保护制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