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杀人回忆》看冤假错案的出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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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影片《杀人回忆》取材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后期令韩国人陷入一片恐慌的华城连环强奸杀人案。2003年，该案被韩国电影导演奉俊昊正式搬上银幕。影片推出后，好评如潮，连连获奖，被许多影评家评为“最好的韩国电影”。

　　1986年，韩国京畿道某处发现了一名女尸，该名女子死去前曾遭人强奸。两个月后，以相同手段的杀人案相继出现，导致人心惶惶，警方决定成立调查小组来处理这一系列棘手案件。两名警官朴多曼和乔勇谷奉命负责此案，除此以外，还特意从汉城调来一心想查此案的徐太允。

　　线索的严重缺乏，让朴多曼和乔勇谷刑讯逼供和凭感觉推断，几次将几个犯罪嫌疑人屈打成招。而徐太允客观冷静，据理分析，多次排除嫌疑，警察内部因为此案矛盾不断，然而，无辜女子还是接二连三地被残忍杀害。此时，一个极其符合作案特征的小青年成为最大嫌疑人，可是，送往美国的DNA检测报告却给出了否定的答案……直到影片结束，罪犯仍不知道是谁。

　　职责与压力

　　作为警察，其职责之一就是保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不受损害。每当有影响广泛、手段残忍的刑事案件发生时，公众及媒体都会时时刻刻关注着案件的进展，直到犯罪嫌疑人被抓获，因此，警方在办案过程中势必要承受来自上级机关及外部的多重压力，于是，有些警察在压力下，想尽一切办法尽快找到罪犯，个别警察甚至理智失控做出非法之事。

　　该片中的朴多曼，为了营造成功破案的新闻，不惜伪造线索，他拿着弱智儿光昊的运动鞋在泥地上印下痕迹，押着“嫌疑犯”光昊在记者的聚光灯下表演作案的经过。

　　朴多曼和乔勇谷对嫌疑犯没有任何尊重，不给他们任何解释和辩护的机会，动辄拳打脚踢。多名嫌疑人受不了严刑逼供，承认是自己作的案。

　　随着雨季的来临，受害者也逐渐增多，罪犯的手法也愈加嚣张残忍。罪犯的猖狂，让破案的警察如坐针毡，失去耐性，变得狂躁、绝望、多疑起来。

　　罪犯近在咫尺，你却无法触摸。在压力的作用下，因为现场没有留下毛发，警察就异想天开地推定罪犯可能身上无毛，甚至神经质地每天在澡堂泡着，对每个经过的男子都要看一看。

　　后来，当一切线索都指向工厂技工朴兴圭时，办案警察都兴奋起来，迫不及待地、想尽方法地要去定他的罪。可是，面对着最后一个少女冰冷的尸体，面对美国送来的犯罪嫌疑人不匹配的DNA鉴定报告，徐太允这个始终理智的警察也歇斯底里了，他抓起手枪对着一个嫌疑人开枪，幸好在朴多曼和一列火车的阻挠下未能击中。

　　直觉与证据

　　在《杀人回忆》中，朴多曼有自己的办案方式：“我有一双巫师的眼睛，是不是坏人一看就知。”他把嫌疑人的照片贴了满满几页纸，在搜集了一些所谓线索后，他断定喜欢跟踪受害者的光昊就是嫌疑人，逼光昊承认自己的“罪行”，而不是以证据来证明光昊“有罪”。

　　导演安排了许多细节来为朴多曼的直觉办案开脱，例如脚印来不及保护就被拖拉机轧过，物证被小孩玩耍，光昊意外被火车轧死等等。而汉城来的徐太允，无论破案理念还是破案态度，都比当地的警官要科学、客观，眼里充满了睿智与理性。他凭着高度的职业道德，否定了朴多曼不问缘由的逼供，凭着完整的司法知识搜集证据，成功预知了下一名死者的位置，让群众对抓到罪犯充满希望。

　　尽管朴兴圭具有警察所掌握的犯罪的特点，但他们仍旧缺乏直接证据，证明朴兴圭就是罪犯。就在他们无奈放走朴兴圭的当晚，又一起犯罪案件发生了。而这次的受害者，还只是个小女孩，就在前一日，他们还和这个女孩谈笑风生。

　　徐太允失去了理智，直觉认定朴兴圭就是凶手，而他刚开始办案时，对直觉判案是嗤之以鼻的。

　　直觉，作为人类的一种思维方式，以对事实的直接感悟为标准，是不讲逻辑的，而非逻辑思维与法律的严肃性是不相容的。在司法审判中，案件事实必须经过理性而缜密的逻辑分析、验证，才能最终确定，而直觉作为一种主观臆断，将其呈上法庭是相当危险的。

　　1764年，意大利法学家贝卡利亚在其《论犯罪与刑罚》一书中指出：“在没有作出有罪判决以前，任何人都不能被称为罪犯。”“因为任何人，当他的罪行没有得到证明的时候，根据法律地位应当被看作是无罪的人。”简单地说，如果没有充分、确凿、有效的证据证实被告人有罪，就应推定其无罪。证据是占第一位的。

　　无助与反思

　　影片结尾中，辞去警官工作多年的朴多曼路过当年的村庄。一切似乎都未改变，一样金黄翻滚的麦田，一样宁静的午后，不同的是，当他使劲弯下腰看向沟渠深处时，再没看到女尸。

　　一个学生路过这里，好奇地询问朴多曼在看什么，她说前几天也有一个男人蹲在这里看，说是想起以前在这里做过的事情。仿佛有颗石子沉重地落入朴多曼的心中，他无助地四下张望，远方没有尽头。

　　在我们看过的多数影视作品中，恶势力不论多么强大，终究都逃不出法律公正的制裁，但我们在《杀人回忆》中却看不见凶手，甚至影片结束也没有告诉我们凶手是谁。

　　影片中，警察找到的每条线索都看似有道理，却总会在关键时刻将他们引入歧途，白忙一场。见过凶手的人却是弱智，并且在关键时刻还死了。没人能看到罪犯的相貌，那张脸就像芸芸众生中的任何一张脸，就像大海中的一滴水，无从找寻。导演运用这样无所适从的设置手法，让观众和故事中的每一个人一样，陷入无法自拔的深渊，也告诉我们探寻真相是多么的困难。

　　有关资料显示，这起案件，韩国警方先后投入了205万名警察，嫌疑犯和证人达21280人，40116人接受了指纹鉴定，另有570人和180人分别接受了DNA鉴定和毛发鉴定，调查记录装满了5个大塑料袋，但最后仍没有结果。

　　对于案件的侦破，由于客观事物的消逝和时间的不可逆性，我们所了解的真相必然难以避免有某种程度的不确定性、相对性和盖然性，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某些冤假错案的发生，往往是该固定、收集的证据没有固定、收集，该用证据说话的时候却去主观臆断，有些时候在压力下实施刑讯逼供，司法机关在认定事实的时候，没有合法地去推定等等，都应引起司法人员的反思。

　　（作者单位：山东省日照市中级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