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用法治为民俗注入时代感

　　民俗与法律这两股力量很多时候是平行无涉的，但也常常在价值取向上产生激烈碰撞。如何防止因民俗而产生纠纷，以致酿成大案，还需要法治的力量为民俗注入时代感。

　　湖南岳阳三名八九岁的小学生被绑架后撕票，嫌疑犯张某是其中一名遇难学生阳阳的堂叔。张某交代自己痛下杀手的原因竟然是“为出多年一口恶气”。这所谓的多年恶气，是指阳阳的爷爷，也就是自己的亲叔叔曾在他盖新房时警告他新房不能造得比他们家高，否则“高一块砖就拆一块砖”，从此张某怀恨在心。

　　为何房子不能比自家高？这恐怕是农村迷信的民俗，认为谁家房子比我家高了，就是挡着自己、压着自己。因一个迷信的事由埋下仇恨的种子，为报复走上犯罪的道路，这不禁让我们深思，民间风俗何以让人们从相互斗气、出气，恶化成血光之灾？民俗在农村法制建设中又是怎样一个地位？

　　民俗的影响主要集中在邻里关系、婚丧嫁娶等与农村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领域，千百年来农耕文明的生产习惯、宗族文化中繁琐细碎的礼仪教化、受限于认知水平而产生的神鬼传说，都是民俗生长发展的土壤。不可否认的是，绝大部分民俗有着不理智的成分，吊唁归来不能进门、房子不能比别人低等等奇言怪论不乏拥趸。同时又分别存在着“破解”之方，如上述情况的应对之法分别是在进门前烧一堆报纸、在屋顶放置盆栽植物。但这类“解法”又往往“影响”到他人，于是会形成双方互相“斗法”，直至引发纠纷。

　　但作为一种文化积淀，民俗又是一种特定民间社会中的重要日常规范。它通过代代相传，体现着农村集体意志，影响着民众思维方式。如果说法律依靠的是强制手段，那么民俗则是通过心理暗示来潜移默化。这种二元结构既是一种互补，又是一种冲突。对民众而言，尤其在农村、山区等贫穷、封闭地区，民俗习惯根深蒂固，法律倒像是个外来客，在渗透性和认同度上远不及前者，因此民俗有着比法律更直接的约束力和影响力。又因涉及“信仰”和心理暗示，想要扭转观念恐怕也非朝夕之事。在农村，结婚办酒席的受重视程度远超赋予夫妻法律效力的结婚证，这一事实也证明了国人对民俗的认同和依赖。

　　民俗与法律这两股力量很多时候是平行、互不干涉的。而在价值取向上，两者则常常激烈碰撞。前段时间有报道称某地因闹洞房而发生伴娘和新娘被性侵事件，甚至有因此类婚礼陋习导致新郎新娘殒命的悲剧。而岳阳这起凶杀案，从因楼高楼低斗气，到找无辜孩童出气，这场血光之灾不能不说也是愚昧的民俗惹的祸。

　　当然，不能把所有民俗一概讽为愚昧。事实上无论是出于对神秘力量的恐惧，还是对美好事物的向往，不少民俗文化包含着善的成分。如膜拜鬼神是心存敬畏，教人去恶向善，祭祀祖宗则是缅怀先辈，强化家族烙印。此外，端午包粽子中秋吃月饼这类民俗更是代表着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精粹。

　　那么，是否可以进行一次扬弃，只保留善的美的民俗，摒弃恶的丑的陋俗呢？恐怕也难。一方面标准难以界定，不能以是否具有普遍意义上的“科学道理”来判定民俗的正确性合法性。和法律不同，民俗可能是没有任何逻辑的，仅仅是一种象征意义或符号学解读，却依然形成了自给自足的社会秩序。另一方面，民俗内容一脉相承，有着一贯性和完整性，很难简单地去伪存真、生生剥离。神鬼说、风水说、不可知论、神秘主义等始终伴随民俗文化左右，其消极意义也永远存在，就像一个硬币的正反两面。

　　但去除民俗之弊端也并非无解。最直接的方式是以民俗治民俗，借助村长、宗族前辈的威望平息纷争；再者是法律以“接地气”的形式适当干预，通过村委会、司法所调解化解争议；但治本的方式却是通过开启民智，赋予民众理性的法治思维，跳出民俗的惯性。通过上述社会心理调节，积怨或可解开，愤懑或可平息。

　　民俗顽强的生命力在于它有着自我纠正和完善的能力。随着国民素质的提高，尤其是文化水平、教育程度的提升，民俗和法律最终能变平行与无涉为互动与相容。在法治社会中，人们可以因邻居房屋过高影响自己采光为由打起相邻权纠纷官司，却再也不会有人像这起案件中的嫌犯张某出气杀人。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普法并不是真要以法律去对抗民俗，而是以法治的力量为民俗注入时代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