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二代”未成年人犯罪逐年上升 亟待法制教育

　　邱健来自福建山区一个小县城，父母在泉州打工，他自幼跟在父母身边。18岁时，邱健自觉“已经长大成人，要靠自己能力赚钱”，因此他离开泉州，孤身一人来到厦门。

　　由于年纪偏小，邱健找工作的道路并不顺利。在磕碰几次之后，他结识了一位老乡，被称为“才哥”的徐某，此时的徐某刚被缓刑假释。在邱健眼里，“才哥”是个“干大事”的人，因为他有胆识，讲义气。之前因为替老乡强出头，“才哥”与人打架斗殴被判刑三年。徐某的不法经历在稍加装饰之后变得富有英雄主义色彩，这十分吸引邱健。

　　之后，邱健就暗下决心，要跟着徐某干大事。而刚出狱不久的徐某要干的大事显然不是什么好事。在徐某眼里，开设赌场是来钱最快的方式，因此他纠集了一批老乡在厦门市思明区东坪山、云顶山等处开设赌场。徐某作为老板，全面负责赌场工作，并且下设多个工作小组，分别有后勤组、业务组、保障组和接送组。后勤组负责安排参赌人员的交通食宿；业务组负责到各地“发展”参赌人员；保障组负责在赌场周围巡视以逃避公安机关侦查；接送组负责接送周边各地的参赌人员前往厦门聚赌。四组人马按照“业务抽成”获得赌金。邱健因为“人小精灵”，被分配到保障组，专门看管赌场周边情况，一旦发现有公安机关抓赌，马上组织参赌人员逃跑。

　　在徐某的组织下，赌场生意“日渐红火”，从2011年7月开始，就分别安排每天中午、晚上各开赌一场。仅2011年9月26日一天，赌场扣除工作人员工资后的抽头金额就高达22.6万元。而作为里头的“小弟”，邱健也从中看到自己发达的希望。

　　然而，不法行为终究难逃法律制裁。2011年年底，在公安机关组织的专项活动中，徐某的赌场被“一锅端”。邱健也落入法网。在法庭审理阶段，邱健对自己的行为“悔不当初”，深刻认识到自己的错误。鉴于他年纪尚小，且有悔罪表现，法院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并处罚金1000元。

　　这是记者近日从福建厦门市法院系统了解到的“农二代”犯罪案件之一。

　　户籍在农村，却随打工父母来到城市成长，打工子弟接受城市文明的熏陶，却无法真正融入城市，更回不去农村的家乡。而在成长过程中，他们往往没有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更缺乏来自父辈的关怀和引导。邱健是典型的“农二代”，记者从法院系统了解到，近年来，“农二代”未成年人犯罪案件逐年上升，犯罪率不仅比城市同龄人高很多，也比老一代农民工高得多，其中以受雇黄赌场所犯罪最为多发。

　　2012年至今年8月，厦门市思明区法院共受理开设赌场案件28件95人，其中41人为25周岁以下青少年，占43.16%；受理协助组织卖淫案件17件54人，其中43人为25周岁以下青少年，占79.63%。84名青少年中外来务工人员占94%，未成年人占65%。

　　记者调查发现，导致“农二代”涉黄赌犯罪多发有多种因素。一方面，他们文化程度较低，就业困难，77.38%的被告人均为初中甚至小学文化程度，大部分家庭贫穷，受正规教育时间短，获取就业和技能训练的机会不多，绝大部分没有一技之长，难以找到正当、稳定的工作；另一方面，法律意识淡薄，未意识系犯罪行为，90%的涉案人员从事收银、看场、打杂等工作，因自身法律意识淡薄，案发前并不知悉已触犯刑法，甚至认为是合法职业；三是老乡之间互相介绍而走上犯罪道路，68%的共同犯罪案件中被告人具有同一地域的群体性特征，多以乡土村落、血缘为纽带结成团伙，产生浓厚的“乡党”意识；四是社会救助体系不完善致对该群体监管缺失，外来人员基本脱离其户籍所在地基层组织的管理，务工地亦没有临时的管理机制，对外来人员缺乏应有的保障，有相当一部分外来人员处于失业或半失业状态，因无法维持基本生活需要而走上歧途。

　　针对目前“农二代”涉黄赌犯罪现象高发，思明区法院刑一庭的法官建议，加强对外来务工青少年的管理是杜绝其犯罪的关键。应加强对外来务工青少年的暂住证登记及管理工作，严防漏登、脱管，并加强法制教育，使他们能运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同时，完善社会管理及救助体系，提升外来务工青少年的法律意识。通过各种形式在外来人员聚集的社区、客运交通工具等地方进行法制宣传，引导其合法就业。建立外来工自助管理组织和社会公众救助系统，如外来人员维权服务中心、就业指导组织等社团，通过社会公众的力量来帮助其合法就业。另外，要发挥各类青少年维权机构的作用。通过司法监督和法律援助，受理各类有关外来务工青少年的维权事务的咨询、投诉，提供形式多样的维权、法律服务。记者 吴铎思 本报通讯员 杨长平 方晋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