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川看守所：没人是天生罪犯 要给他们留有尊严

　　入监管区得通过6道大铁门，每天来来回回，杜凯南和其他同事们不知道走过多少回，也忘了从这里送出去过多少人。

　　一名囚犯从一审被判死刑到执行死刑，时间跨度最少的有7个月左右，有的甚至得好几年。银川市看守所里关押着1000多名犯罪嫌疑人，他们都在等着法律的最后的审判。

　　在押人员每天的生活到底是怎样的？已经被判处死刑的在押人员心情又是怎样的？近日，本报记者走进银川市看守所为读者揭秘高墙之内的世界。

　　没人是天生的罪犯 要给他们留有尊严

　　采访对象：杨少华(管教民警)

　　采访时间：2013年11月12日

　　管教民警说，他们很多人相信来生。他们说，下辈子一定会好好做人。

　　2011年4月21日，46岁的李绍(户名)因故意杀人罪被西夏区公安分局刑事拘留，并送押银川市看守所。说到李绍，杨少华狠狠地吸了一口烟，在烟雾中，讲起了和他的故事——

　　李绍是河南人，被抓之前在银川做了20年生意，只因家庭纠纷杀死了妻姐夫妇两人。因为知道自己肯定是死路一条，李绍情绪一直很低落，也不肯配合管教，还有过自杀的倾向。

　　进入看守所以后，没人来看李绍，他连衣服都没有。夏天，我给他买了两套，冬天还把自己的一套棉衣棉裤送给他。慢慢地相处久了，他的心结打开了，有啥事都会找我谈。

　　今年7月，他主动要和我谈话，低着头嗫嚅着，原来他的判决下来了，只等高院的执行。这个结果他早料到了，但他在临死之前想见见家人。在律师的帮助下，在最后一次庭审时他见到了原来不肯与其相见的父亲和妹妹，当时他可高兴了。

　　9月4日早上，他被执行了死刑，执行前他很平静，说有来生绝对要做个好人，还感谢我对他的照顾。人啊，相处久了就有感情，没有人天生就是罪犯。在看守所，我们还要给他们做人的尊严。

　　有时候 我比他们还失落

　　采访对象：朱文利(看守所医生)

　　采访时间：2013年11月12日

　　从西安第四军医大临床医学毕业以后，朱文利一直从事着医生职业。他在2007年转业到银川市公安局特警支队后，原以为“再不干医疗了”。可谁知，2009年2月，银川市看守所成立了医务室，朱文利又当起了医生。他的接诊对象是曾经手黑、面冷、劣迹斑斑的犯罪嫌疑人，按照朱文利的话说，刚开始在这里工作，“比在押人员还失落”。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贩毒30多千克的毒贩，他知道自己是死刑，一直装病，有次将一块塑料衣服撑子吞了下去。如果不及时救治那就是我们的责任，真的很郁闷，但是由于民警工作到位，认真负责，这些自杀、自残的毕竟是少数。最让我头疼的还是那些为了发泄情绪一直装病的在押人员，每天都说这里疼，那里不舒服，可是带到医院检查都好好的。但只要犯人们说不舒服，就得相信，万一是真的呢，耽误治疗可咋办？

　　我手机24小时不离身，哪怕洗澡都得放在听得着的地方，因为随时都有可能接到在押人员病了，经常得三更半夜陪着去检查。我现在都有点儿神经衰弱，休息不好，精神压力太大了。来看守所5年都没休过假，有一次去杭州考察学习，途中就接到同事电话，说有在押人员病了。

　　艾滋病、性病、乙肝、肺结核……不少在押人员自身携带几种传染病，再加上面对的是犯过罪的人，有时候我比他们还失落，可心里一旦恐惧，这份工作就干不下去。除了每天开导他们正确面对以外，我每天也在不停开导自己，或许，人最大的敌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

　　父母无暇管教 花季误入歧途

　　采访对象：杜凯南

　　采访时间：2013年11月12日

　　杜凯南：十几年来，大部分时间和罪犯在一起，但一直不忍心面对的是这些半路失足的孩子们，第一次看到他们时，一脸稚嫩的他似乎很难让人与犯罪联系到一起。他们在实施犯罪的时候，绝大多数还都未成年，都是由于种种原因而误入歧途，很可惜。在杜凯南看来，这个特殊群体的犯罪现象应该引起社会的关注和反思。

　　黄涛(化名)是个90后，因为涉嫌故意杀人罪，已经被执行死刑。

　　2012年2月23日，黄涛入室行窃，被人发现后，黄涛用折叠刀捅了受害人数十刀，致使受害人失血性休克死亡。

　　刚到看守所，黄涛依然一副破罐子破摔的态度，对抗管教，特别不配合。我们在照顾好他生活的同时，主要是加强对他的教育。他们大部分的文化程度很低，尤其缺乏法律意识，很多人在犯罪的时候都不知道是触犯了法律，到了高墙之内才明白过来。像黄涛这样的孩子，没有家人的关爱，在社会上也没有立足之地，极度缺乏安全感，所以我和他的每次谈话都是开诚布公，但难免会有一些善意的谎言。

　　黄涛慢慢地开始信任我，有一天我发现他神情失落，追问后，他哭着说想爸妈了，都好久没和爸妈视频了，后来领导同意后就安排他和家人QQ视频，借助家人的力量让他重燃希望。要知道“爱”的力量，有时候胜过任何说教。

　　不少孩子犯罪后，家里人将他们抛弃了，“不管不问”，这对孩子们的改造和未来非常不利，但我们永远都不会抛弃他们，积极动员社会力量对他们实行共同帮教。

　　面对死亡，死刑犯们一般会开始忏悔、反省，在民警的疏导下，说服自己接受这样的结局，直到最后一天，“死亡”对他们而言，已经是一种解脱。(本报记者 王辉 蒋宏宁 本报记者 王辉 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