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治理公路超载不能仅靠罚款

　　公路超载已不是什么新鲜话题，让人难以理解的是，这么多年治超非但没有治住，反而越治越乱、越治越离谱，甚至出现了罚款的年票月票，难道法律还能打折促销、积分返券不成。

　　超载之害，众所周知。在超载之下，公路的寿命大大降低，一个设计寿命20年的公路，由于超载，寿命可能降低到4年，有些专家疾呼：超载不除，不出多久，我国公路破坏的速度就会超过建设的速度。同时超载车辆还是不折不扣的马路杀手，成为众多恶性事件的元凶。更有甚者，超载还导致了汽车工业的畸形发展，以至于网友戏称，中国的卡车到底能拉多少是个难解的谜。

　　超载俨然成为中国交通的最大顽疾，甚至成了国家公务员考试的申论题目，它不但挑战我们的管理能力，还挑战我们的执法能力和政府的公信力。面对前不久河南永城女车主服毒自杀来抗拒超载罚款，我们则更应该在法治的层面上反思治超的教训。

　　以法而论，治超罚款并不是无章可循，就连城管罚款也是振振有词，苫盖不严，对雾霾有“贡献”，罚你理直气壮。综观这些罚款的依据，大多是层级较低的行政规章，各部门从自己的利益出发，随意扩大解释，以求权力的最大化，这就造成多头处罚、重复处罚的局面，法贵一统，最忌政出多门，一个部门管多个事情可以，但多个部门管一件事不乱才怪。交通是国家的命脉，事关国计民生，是标准的国家事权，在立法上一定要去行政化、去部门化、去地方化、去利益化，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实现法律既出、一体遵行。

　　平心而论，治超非不能也、而不为也。多年来，在治超的名义下，已经形成众多利益集团的利益链条，对部门而言，罚款越多、政绩越多、福利越多、用人越多。有极个别地方200多公里的公路竟有执法人员300多人，面对众多显性和隐性的利益，执法者怎能真心治超。违法行为一旦成为执法者的衣食父母，双方就成了相互依存的利益共同体，执法者岂能自断财路。

　　就事而论，超载日久，积重难返，治超确有其复杂的一面，纵观多年治超，尤以2003年的华北五省联合治超力度最大，由于没有进行充分的调研论证，一刀下去，超载的车主入不敷出，集体罢运，更有大量的货车集体南逃，最终轰轰烈烈治超行动也只好不了了之，无疾而终。

　　说到底，超与不超是法律问题，如何不超是市场问题，法律是刚性的，不能有例外，不能有变通；市场是逐利的，讲的是自由，讲的是竞争。如果用市场的手段来解决法律问题，用法律的手段来解决市场问题，我们将同时失去公平的市场和正义的法治。

　　看来，治超既需壮士断腕的勇气，更需要法治，要敢于面对既得利益集团，要敢于触及深层次的机构改革和人事改革，更要做好立法司法的顶层设计。那种系统内老子训儿子的集中整顿，只能是治超的死结。

　　当违法成为一种常态，当不超载就无法生存，当治超成为与民争利的工具，当治超早以背离立法的初衷和本意，那么治超的依据就是一种恶法，恶法非法，到了该清理的时候了。我们不能在中国交通建设飞跃式发展同时，带给国民全球最多的收费路段和最高的物流成本。治超当以治法开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