劳动者非理性维权案件多 企业用工不规范为主因

　　据江苏省无锡市南长区人民法院统计，近两年来，该院共受理劳动争议纠纷292件，涉及群体性纠纷7起。其中，因劳动者非理性维权而依法驳回其部分或全部诉讼请求的案件，占劳动争议案件总数的20%。

　　直接原因：企业用工不规范

　　为何会产生劳动者非理性维权的情况？南长法院劳动争议庭庭长佘君红认为，企业用工不规范是导致该类纠纷频发的直接原因。一些成立时间较短的中小型企业因管理制度缺失，常会出现不签订劳动合同、不为劳动者缴纳社保、不支付加班费用等侵害劳动者权益的现象，为劳资纠纷埋下了极大隐患。

　　“在金融危机的余威下，部分企业依旧存在拖欠甚至不发放工资的情况，这给劳动者传递了消极的信息。”佘君红告诉笔者，劳动者对企业失去信心，往往会导致群体性纠纷。而在此类诉讼中，出于抱团心理，劳动者们会实时互通案件进展，一旦有人因某些不正当行为获利，其他劳动者难免跟风效仿。

　　2007年，国务院将劳动争议诉讼费用调整为10元，一些法院也出台了免收劳动争议案件受理费的政策，大大降低了劳动者的维权门槛。“其中不排除有劳动者利用该项便民政策，以低廉诉讼成本博取高额赔偿回报的情况。”佘君红说。

　　调整心态：学会理性用法

　　非理性维权情况的出现折射出劳动者法律常识的缺乏。对此，南长法院审判委员会专职委员、具有丰富劳动争议案件审判经验的钱荣根给出了相关建议：劳动者应该在提高自身法律修养的同时，调整好诉讼心态。

　　“劳动者应加强对诉讼时效起算、加班时间统计、经济补偿适用等常见讼争问题的学习与研究，做到心中有数。在他人进行劳动争议诉讼时，要自觉对诉讼合理性进行审查，做到不跟风、不盲从。”

　　钱荣根表示，一些劳动者在起诉时漫天要价，对判决结果期待过高，当法院作出远低于其心理预期的判决时，就极易因心理失衡而做出过激行为，最终导致矛盾扩大。钱荣根告诉笔者，只有学会理性用法，劳动者才能在维权路上走得更稳。

　　根据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发生劳动争议后，可以通过协商、调解、仲裁和诉讼四种途径解决，除此之外，还可以就企业违法情况向监察部门举报投诉。由此可见，诉讼并不是解决劳动争议纠纷的唯一途径。

　　钱荣根结合多年审判经验分析认为，协商与调解的方式能够更快地为劳动者争取权益，也更有利于矛盾的化解。纠纷产生后，劳动者可以依靠工会或要求企业调解委员会介入交涉，依托第三方力量加速矛盾的解决。对于企业内部无法调和的矛盾，劳动者可以向大调解中心、人民调解组织、劳资纠纷调处中心等机构申请调解。调解协议经司法确认后具有法律效力的，当事人可以直接申请法院强制执行。

　　规范代理：审查等方面细化落实

　　“当前，劳动者所选的代理人的司法素质仍然是影响案件审理进程的一大要素。”钱荣根表示，新修改的民诉法对公民代理人的范围进行了调整，目的就是为了防止非法公民代理人滥用劳动者的信任，将普通纠纷恶化为上访、重访难案。但事实上，情况并不似预期的乐观。

　　新修改的民诉法第五十八条第三款规定，当事人所在社区、单位以及有关社会团体推荐的公民可以进行诉讼代理。一些非法公民代理人则瞄准了推荐制度管理缺位的漏洞，利用私人关系让街道、社区出具推荐信，从而达到代理目的，扰乱正常司法程序。钱荣根认为，公民代理制度可从代理人登记备案、推荐信审查等方面细化落实，从而进一步控制公民代理渠道。

　　面对近年来出现的劳动者非理性维权现象，法院亦采取了积极方式应对。南长法院副院长林春江指出，法院应区别对待企业恶意欠薪与经营困难导致欠薪这两种情况。对后者，法院应尽力帮助企业稳定劳动者情绪，引导劳动者与企业共渡难关，判决时也应当允许企业对欠款进行分期支付以缓解经济压力。同时，对诉讼保全案件要仔细审查，尽量采取“软保全”措施，维护企业正常运转，保护更多劳动者的合法权益不受侵害。

　　林春江还表示，案件审理完结后，不可以一判了之，而是应及时总结，向企业发出行之有效的司法建议，减少企业诉讼风险，从源头上遏制非理性维权行为的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