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退豪华官衙要脱离禁令依赖症 回归到法律渠道

　　清退豪华官衙，必须脱离禁令依赖症，回归到法律渠道。毕竟，最好的制度之治便是法律之治

　　近日，媒体调查发现，一些地方在当前的“清房改革”中仍遭遇“应付式”清理。譬如一些地方为了应付上级，某地局长、副局长搬到处长办公室，处长搬到科员办公室。温州一位官员称，“清房就是要动领导的特权，领导如果不是真心改革，效果难落地”(2月10日《京华时报》)。

　　官员办公楼，被网友形象地称之为“第四公”，在“三公经费”饱受质疑之时，对“第四公”的合理性审视亦是迟早的事情。如今，各地豪华办公楼频出，有的豪华程度直逼白宫，被清退自在情理之中。现实中，越豪华的办公楼在公众心中的形象也越差，不为别的，只为公帑都用来盖楼了，哪来的钱提高公共服务水平呢？　

　　对于清退豪华官衙，仔细梳理不难发现，这由来已久，且深入人心。据悉，我国第一个政府楼堂馆所的“限建令”源于上世纪80年代末，在此后的二十多年里，仅国家层面发布的政府性楼堂馆所管理文件就超过十个，而地方文件则更是不计其数了。遗憾的是，禁令很多，效果却不明显，除却豪华官衙不断被竖立起来之外，“应付式”清退豪华官衙的新闻也是屡见报端，不断消解着禁令的制度善意。

　　如今对豪华官衙的突击清退，在公布的数字上，的确有可以书写的成绩，如山西清理超标办公用房64万平方米，1.5万余个项目被停；湖南党政机关腾退多余办公室，面积87万多平方米……这样的成绩，看起来很不错。不过，另一面的意思则是——这些年对豪华官衙的监管几乎处于真空地带，不然，怎么有这么多多余的办公室被清退呢？此外，这也说明，这些年对豪华官衙的禁令效果不大，不然又何须屡屡重申呢？突击执法时效果明显，就说明日常的监管与执法有虚置之嫌。

　　在一次次的现实探讨中，一个共识早已达成，这个共识也屡屡被媒体提及。即所有国家财政拨款所涉及的部门，所有耗费公帑进行支撑和运转的组织和行为，都应该给予国民一个明确的公示和说法。这说到底，便是信息的透明与公开，这是政府部门义不容辞的责任。毕竟，只有充分的信息公开，才能杜绝一切猫腻的存在，也才会杜绝“第四公”、“第五公”……直至“第N公”浪费公帑的现象。

　　换言之，清退豪华官衙，必须脱离禁令依赖症，回归到法律渠道。毕竟，最好的制度之治便是法律之治，只要我们的法律对公务员办公楼有了可以参照的标准，并明确了违反必须付出的代价，且严格执行到位，便会形成天然的震慑磁场，让官员不敢越雷池一步。果真如此的话，又何须突击执法、禁令不止呢？毕竟，回归法律的常态路径，才是遏制“第四公”乃至“第N公”的治本之策。□龙敏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