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投毒案”宣判：两个生命的悲剧警示

　　上海，接连下了几天雨，一直没停。冰凉的雨点，敲打着人们的心。

　　18日上午11时许，在上海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的庭审现场，被告人林森浩身着绿色军大衣，戴手铐出庭，低着头，听审判长宣读判决书。

　　法院认为，被告人林森浩为泄愤采用投放毒物的方法故意杀人，导致被害人黄洋死亡，其行为已构成故意杀人罪，依法应予以惩处。公诉机关指控的罪名成立。法院宣判，判处被告人林森浩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尘埃落定那一刻，被害人黄洋的父母失声痛哭，被黄洋的同学扶出法庭。“儿子可以瞑目了！”黄父说。而听到宣判以后，林森浩的父亲一直低着头，看不到他的面部表情。“这是两个家庭的悲剧，无论如何，黄洋也不可能复生了。”黄洋的一位同学说。

　　“生命教育”“底线教育”的缺失

　　2013年4月，复旦大学研究生黄洋因遭舍友林森浩投毒死亡，年仅28岁。顷刻间掀起舆论浪潮，“谢室友不杀之恩”成了流行语。

　　1月14日，类似的悲剧再度上演。据媒体报道，广西某艺术院校两名同宿舍女生亚硝酸盐中毒。室友曹某已因涉嫌投放危险物质罪被批准逮捕。回想多年前的清华大学朱令铊中毒案，都让人痛心不已。

　　“最值得我们反思的是，我们在对学生进行智力教育的同时，如何进行思想教育？”教育部前发言人王旭明认为，“以往我们更注重‘高大全’的典型引路，缺乏一般人所需要的心理教育与底线教育；我们注重英雄主义教育，这当然重要，但是更应该重视公民教育、平民教育。什么叫底线教育？就是我可能成不了英雄，成不了榜样，但我可以成为一个遵纪守法的公民；我可能成不了名，但不能堕落为罪犯。”

　　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朱巍认为，“复旦投毒案”是两个生命的悲剧警示，“学会宽容，学会分享，在相处中学会妥协，现在不少年轻人缺少这一课。”在他看来，“这不仅仅是教育缺失的问题，也不仅仅是一个法律问题，而且更重要的是一个社会问题。家长灌输和大学教育大都以成绩论英雄，以结果论英雄，缺乏素质教育与责任意识，与人为善的基本道德和传统伦理美德缺失尤为严重。”

　　教育，从哪里开始

　　庭审结束后，黄洋的父亲黄国强表示，这次宣判的刑事判决只是一部分，之后还有一段路要走，他已做好了打持久战的准备。他认为，在此案当中，复旦大学对剧毒药品管理存在疏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对于实验室危险化学品安全管理问题，复旦大学有明确规定，要求在各个环节严格落实“双人管理、双人收发、双人双锁、双人运输、双人使用”。但在实际操作中，这一管理制度显然没有严格执行。好几所大学的医学院学生表示，尽管学校对于有毒实验物质有严格保管、取用程序，但在具体使用时仍存在私自带出实验室的可能。

　　在制度和人之间，我们呼吁更加严格的制度保障，但如果没有每个人发自内心的信奉与敬畏，再严密的制度也总有缝隙可钻。学校教育能做些什么？王旭明认为：“思想道德和政治课要丰富内容，要更加接近学生实际和他们的心理诉求。我们教育的主渠道是课堂，因此要抓住课堂这个渠道来进行这方面的教育。”

　　21世纪教育研究院副院长熊丙奇认为，目前学生的生命教育、心理教育极为薄弱。教育部门和高校应意识到，要改变这种情况，提高学生的生命意识、疏导学生的心理问题，必须做大量工作。这其中包括改变学校管理模式，如建立本科生导师制，改革学校评价体系，引导教师重视学生培养交流等。

　　他认为，目前很多学校的人才培养存在空心化趋向，“对人才的培养与评价，不能只重知识而忽视德行，不能只有知识教育，而没有生命教育、心理教育和生活教育。”

　　死刑解决不了根本问题，两个年轻生命的悲剧，折射出生命教育、心理教育、生活教育的苍白，敲响的是教育的警钟。这警钟不仅仅敲响在学校，而且也在每个家庭和整个社会中回响。

　　（本报上海2月18日电 本报记者 曹继军 颜维琦）

　　案情回眸

　　2013年

　　4月1日，黄洋饮水一小时后，因“恶心、呕吐、高热”入院。

　　4月3日，黄洋被诊断为“急性肝衰竭”，神志清醒，生命体征平稳。

　　4月7日，黄洋烦躁，意识不清。医生在病例上写道“病情复杂，现在方向不明”。

　　4月9日，有人以匿名短信方式提醒黄洋，请注意N-二甲基亚硝胺，周边有人常在用。

　　4月11日，警方通报在饮水机残留水中检测出有毒化合物。

　　4月12日，警方基本认定黄洋室友林森浩存在重大犯罪嫌疑。林森浩被刑拘。

　　4月16日，黄洋经医院抢救无效去世。

　　4月25日，黄浦区人民检察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对嫌疑人林森浩依法批准逮捕。

　　11月27日，林森浩涉嫌故意杀人案在上海市二中院开庭，林森浩认可投毒杀人指控，但自辩“下毒是为了在愚人节开个玩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