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维权受阻:推诿扯皮 “拖”字当道 程序繁琐

　　“劳动监察大队说，我这工资单上没有包工头的签字，他们没法管；劳动仲裁机构说，这事不在他们受理范围之内；法院说，我得提供包工头的身份证信息 ……推来绕去，到现在还没立案”。春节前夕，农民工李洪武找到本报投诉，为了要回1万余元被欠工资，他四处奔波，跑了两年，至今没个结果。

　　李洪武的遭遇，不是个案。近期，记者跟踪采访农民工维权案例时发现，虽然国家先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使农民工的维权环境得到显著改善，但立案难、调查取证难、执行难这“三大难”，仍是农民工维权之路上的重重障碍……

　　推诿扯皮，立案百费周折 　

　　因被所在单位拖欠工资120余万元，去年9月，来自吉林省梅河口市小杨乡的74位农民工，找到吉林大华铭仁律师事务所求助。

　　被评为“全国优秀律师事务所”的大华铭仁律师事务所，每年承办的农民工法律援助案件有上百起。接手此案后，该所3名律师通过现场调查取证，向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提请仲裁，却被告知“不予受理”。随后，他们又向法院申请立案，可答复是“等一等，研究研究”。

　　“根据民事诉讼法，这74位农民工的讨薪案，符合法院依法立案范围和受理条件。两个多月里，我们不断与法院交涉，还提交了《申请给予立案受理的商请函》。然而每次去，人家都说‘回去吧，再等等’，也不告诉你原因。” 办案律师眉头紧锁。

　　“从我们经手的大量案件看，农民工被侵权后，即使进入法律援助程序，也会因劳动仲裁、法院等部门推诿扯皮，不愿配合，或因证据不全，导致立案困难。” 该所几位法援律师直言不讳。

　　按照我国法律规定，劳动争议纠纷首先要经过劳动仲裁，才能向法院提起诉讼。一般情况下，仲裁机构收到仲裁申请后，应在5日内决定是否受理；法院收到起诉状后，应在7日内立案或裁定不予受理。据了解，超期限情况时常出现，律师认为应当立案，办案机关却不予立案的现象屡见不鲜，有的甚至违法不出具“不予受理”裁定。

　　去年10月，为一桩农民工讨薪案，大华铭仁律师事务所的6名法律援助律师曾奔走一个多月，数次到发包单位取证，累计撰写法律文书1000多份，最终，劳动仲裁机构以不属于仲裁事项为由，不予受理；法院又以不归区域管辖、证据不足为由，拒绝立案。

　　“立案难，致使部分当事农民工维权无门，打击了农民工选择依法维权的积极性；办案机关不依法立案，更会对农民工权益造成二次侵犯。”办案律师忧虑地说。

　　“拖”字当道，取证耗神费力

　　“工程完工后，我们只拿到部分工资，剩余的30多万元，两个包工头以‘算不清账’为由，互相推诿，谁都不肯支付”。今年1月，54位农民工找到大华铭仁律师事务所申请法律援助。

　　为调查取证，办案律师找到发包单位，可发包单位以工程款已结清为由，拒绝承担责任，并且拒绝提供工程承包合同、清包合同、银行单据等证据，称必须把包工头一起找来。当律师千方百计找来包工头，第二次共同前往发包单位取证时，其工作人员又表示，必须跟公司领导汇报后才能决定是否出具证明，将取证时间又推到10天以后。

　　“律师执业证书从来就不是尚方宝剑，取证过程中，涉事方会百般考虑自己的利益，常常不愿配合，把‘拖’字诀运用得炉火纯青。律师调查取证，尚被支来支去， 处于弱势地位的农民工，自取行证的难度可想而知。”办案律师说。

　　对此，农民工李洪武就深有体会。由于他没有劳动合同，手中工资单上也没有包工头的签字，被有关部门认定为“证据不足”。法院让他提供证据，并提供包工头的身份证信息，否则不予立案，这令年近半百的李洪武一筹莫展。

　　“包工头是山东人，我所在的工地完工后，就很难再找到他，打他的手机始终不接，就算能联系上，作为被告，他也不可能配合我。总公司不想掺和，根本不愿透露相关信息。最后，我找律师拿着介绍信去公安部门查，按包工头的姓名在电脑上调身份证，同名的人多，看照片都不是……”李洪武告诉记者，他和10余名工友总计被拖欠工资1万多元。为寻找包工头，他搭进去的交通费与住宿费已有数千元。

　　“我们最担心的，就是劳动关系无确凿证据的案件。”大华铭仁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告诉记者，很多农民工自我保护意识不强，认为签不签订劳动合同没多大关系，特别是由熟人介绍的用工，农民工往往手上一无合同，二无欠条，一旦发生纠纷，用人单位常以劳动者不是其员工为由，规避责任，并利用各种关系打通关节，为自己开脱，拒不出证，甚至故意损毁证据，使农民工维权难。

　　程序繁琐，胜诉难保圆梦

　　2011年，长春市某家具制造厂欠205位农民工的社保费及部分工资，涉案金额高达900多万元。2012年1月，此案进入仲裁程序，4月下裁决书，5月一审诉讼，11月法院作出判决。农民工们胜诉后，申请强制执行，如无特殊情况，6个月的时限内理应拿到赔付，然而时至今日，他们仍分文未得。

　　“主要原因是该家具厂为逃避责任，早已整体搬迁到上海，另外成立了一家新公司，变更了法人代表，长春已人去楼空，无财产可执行。” 办案律师告诉记者，此案何时能得到赔付，已成为未知数。

　　据了解，在我国，一般案件是两审终审，而劳动争议案件实行“一裁两审”，多出一个仲裁程序，无论哪个环节，只要用工方不服结果，就会上诉。律师们表示，经历繁琐的程序、漫长的时间后，即使农民工赢了官司，被告方可能早已转移财产，最终无法执行。

　　“先裁后审，本意是想通过仲裁机构尽快处理大量的劳动关系纠纷问题。现实情况是，由于劳动仲裁机构工作人员少、素质参差不齐，又缺乏监管，‘不予受理’甚至‘裁决不公’的现象时有发生，造成多数案件最后还要到法院提起诉讼，使程序变得复杂漫长，不能及时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增加了当事人的维权成本。”办案 律师说。

　　“立案难、取证难、执行难，面对这三大难，很多农民工不是不想维权，而是拖不起。”大华铭仁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告诉记者，虽然法律援助案件不收取律师代理费，办案交通费和资料打印费用也由法援机构承担，但农民工的吃、住、行成本也得自己承担。巨大的心理压力，让农民工在打官司期间无心打工，丧失了收入来源；如果是找了新工作的，一旦雇佣方知道其官司缠身，大多会拒绝录用，这都提高了农民工的维权成本。

　　记者获悉，立案、取证、执行“三大难”，使农民工案件办起来耗神费力，吉林大华铭仁律师事务所每年都要用自身营业收入“倒贴”法律援助案件，受经费制约，目前还难以做到应援尽援，尤其是对省内农民工在外地打工的维权案件，基本无力进行援助。

　　“破解这三大难，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制度设计，对农民工和用工单位加强普法宣传，并加大对农民工维权所涉各部门的监管力度，希望全社会能共同努力，形成合力，让农民工维权有后盾、有保障。”受访律师说。特约记者 彭冰 本报实习生 柳珊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