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法中的传统

　　读《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谈司法文化》，是一种享受。而最让我感动的，是大法官们对于司法传统的敬畏。

　　比如，首席大法官约翰·罗伯茨如是说：“在许多静谧的夜晚，我喜欢独自在最高法院的会议厅漫步，会议厅墙上挂着16幅画像，上面是我的16位前任，当年的首席大法官们。我常常带着敬畏之情仰望他们，感激他们的所作所为……漫步于此，一直是一段有趣的体验。也许，我不会每天或每周这么做，但经常在这里静坐省思，可以不断提醒自己效仿先贤，避免失误，履行好首席大法官的职责。”

　　又如，安东宁·斯卡利亚大法官如是说：“最高法院有许多传统。比如庄严的法庭、羽毛笔、法袍，还有法庭内的各种规矩。为什么到了2010年，我们仍然要维持这些传统呢？答案是：传统和文化是一个机构的基石。一个有着悠久传统、浓厚文化的机构，才真正值得人们尊敬。”

　　这种尊重传统、不肯轻易“蔑古”的精神何其可贵！并未因为进入了数字化庭审时代而废弃老式法庭，更没有因为时代的进步而将16位先贤归入“历史的垃圾堆”！

　　曾几何时，我们对于固有的司法传统，常常是批判多于继承、排斥多于接纳、蔑视多于仰视，缺乏必要的敬畏、应有的尊重和足够的认识。

　　就说“亲亲得相首匿”这一传统的司法原则吧，它熔人情、事理、法制于一炉，是中华法系的一个闪光点。从春秋时期孔子的“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矣”的司法主张，到1935年《中华民国民事诉讼法》、《中华民国刑事诉讼法》中对亲属享有拒绝作证权及不得强令亲属作证的规定，这种精神一脉相承，在数千年的司法实践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可我们却一度摒弃了它，对苏联法律制度的机械移植和对“大义灭亲”的偏执理解，导致“孩子”与“洗澡水”一起被泼掉。试想，在与父母“划清界限”的非常时期，人们的揭发与检举，真的是为了“大义”吗？事实证明，绝大多数人都是为了自保才不得已而为之。“骨肉且相薄，他人安得亲？”所以那时的人际关系、社会氛围，充满了压抑、猜忌与不信任，也间接导致了对理性与法制的粗暴践踏，教训不可谓不深刻。所幸的是，在走向法治的今天，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认识到了这种弊端，开始科学的对待这一古老传统。刑诉法中“犯罪嫌疑人的亲属有拒绝作证的权利”这一规定，就体现了对传统的回归、对人性的回归。

　　另外，我们还欣喜的看到，在刑法修正案(八)中“审判的时候已经满七十五周岁的人，不适用死刑，但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死亡的除外”的规定，隐隐透出儒家矜老恤幼的恤刑思想的光芒。有人说这是新时期“以人为本”精神在司法领域的体现，而我仍解读为这是对传统的一种回归。

　　实际上，在我国司法传统当中，还有许许多多“古老而又永远年轻”的东西，期待着后人去挖掘、去传承、去弘扬。所以，我们应该怀着一颗敬畏之心，去重读老子、重读孔子、重读韩非……

　　我也一直觉得，当代的中国法官，既要有“国际视野”，又要有“历史眼光”，否则就会受空间局限，在全球化的浪潮中迷失自我，认为“月亮还是外国的圆”，毁我黄钟，夸人瓦缶。我们既要“纵横八万里”，更要“上下五千年”，思接千载，神游百代，这样才能站在历史的高峰上，俯视现在，远眺未来，真正把握中华法学精神的勃勃脉动，进而在这个新世纪里发出我们中国人自己的声音！

　　须知：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

　　(作者单位：辽宁省喀左县人民法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