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司法须制定“阳光清单”

　　昨日，最高人民法院举行《关于减刑、假释案件审理程序的规定》新闻发布会，强调“人民法院审理减刑、假释案件，应当在立案后五日内将执行机关报请减刑、假释的建议书等材料依法向社会公示”。所谓向社会公示，原则上应当通过互联网公示。

　　一直以来，减刑、假释、保外就医几乎成了权贵犯人逃避法律惩罚的专设通道，这在社会上并不是秘密。其中当属广东江门市原副市长林崇中的案例最为“经典”，“前门”判决、领刑，“后门”释放、回家了。

　　虽说不是秘密，坊间也都知道某些人判了刑并不在监狱，或早早就能“出来”，甚至有的人刚一“出事”，不管是社会上，还是其本人，通常就能料到他不一定会在里面呆着，但是公众无奈于证据无着，而无从监督。网上公示了，情况将大不一样，服刑人员够不够假释、减刑的条件，很多眼睛能够看得到，有人再想“运作”，恐怕先要掂量掂量。或许公开程序不一定能杜绝司法腐败，但是给社会监督创造的条件越多，腐败运作的空间肯定会越来越窄。

　　最高法关于减刑假释的新规，较《2012年减刑假释司法解释》确立的公示制度相比，其进步的标志，是公开的彻底性、公众性——原来的公示范围只在罪犯服刑场所，这实际上就是自己给自己公示，而将社会监督排斥在外。任何不能面向社会的公开公示，都算不上真正的公开。

　　年初中央政法工作会议提出，以公开促公正、以透明保廉洁，增强主动公开、主动接受监督的意识，让暗箱操作没有空间，让司法腐败无法藏身。最高法关于假释减刑网上公示的“阳光新规”，让“公开促公正、透明保廉洁”精神落地有声。

　　然而，司法过程需要公开的程序和信息，还有很多，只有做到应公开的全公开，才可能实现“公开促公正、透明保廉洁”。笔者建议，应借鉴行政体系的“权力清单”，将司法中需要向社会公示的程序和信息汇成一部“阳光清单”。这种“清单机制”如能成为制度，对于监督约束司法权力来说，将具有“笼子效应”。(内蒙古 职员 马涤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