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说情报告”需提高可操作性

　　“只要涉及说情情形的，必须在3日内填报《办案说情报告登记表》，按规定程序报告。”为抵制“说情风”，促进公正执法，河北石家庄市检察机关开始试行执法办案说情报告制度，对于为案件当事人说情的单位、组织、个人，在一定范围内进行披露，从而对办案人员形成有力的约束。

　　在中国这样一个人情社会、关系型社会，人们总是想法设法来缩减彼此之间的距离。人们之所以在乎说情，不仅是因为说情可以提高办事效率，还由于说情可以“变不可能为可能”。人情关系对司法的侵蚀，让权力有了在法外运行的空间，甚至会滋生腐败输送的利益链条，损伤了法律的权威性。

　　“说情报告”的初衷，是要抑制非司法因素的干扰和影响，从而守卫社会公平正义。然而，“说情报告”从表面上看很美好，在“落地”过程中却面临着诸多困难。如谁来执行？谁来监督？如果不报告怎么办？等等。这些问题不解决，这项制度就缺乏必要的可操作性。这也意味着，“说情公告”有可能沦为“稻草人”。

　　只不过，我们不能因为使用价值不足就完全否定“说情报告”的存在意义。与“常回家看看”一样，“说情报告”倡导的是一种公共的价值理性。从道德价值上来看，“说情报告”着力于社会公正，有助于防止司法天平人为地发生倾斜；从使用价值上看，“说情报告”由于操作系统不完善、在细节上考虑不周全，难以约束和引导人们的行为。因而，只有不断提升“说情报告”的可操作性，才能将制度善意落到实处。

　　(杨朝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