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评“怕跟邪教结仇”：呼唤法律效力延伸

　　山东招远麦当劳血案21日开庭审理，庭审现场无目击证人出庭。开庭前一日，被邪教徒残忍殴打致死的吴艳硕的亲属告诉记者，为他们辩护的律师刚刚才正式确定，案件代理也是一波三折。“要钱是为了保命，不要钱也是为了保命。”被害人家属提出了400万元索赔，他们担心若6人全部判死刑，家人会同邪教结仇。（新浪新闻8月20日）

　　当6名邪教徒受到法律严惩，无论对死者家属而言，还是对社会心理而言，都是一个正义的慰藉。人生存于社会中，安全感很大程度上来自对周围现实的反馈。法庭宣判，对于死者家属来说就代表着一个案子的终结，但并不代表着一段噩梦的结束。人的安全感需要不断接收到有益的现实反馈，才可能最大程度地恢复到从前。如果死者家庭接收到的有益反馈很少，那么，噩梦将还会继续下去。

　　另一方面，案件终结对于社会心理修复来说，也仅仅意味着开始。法律效力的延伸程度，决定着社会安全心理的牢固程度。目击证人不愿意出庭，律师接连退出，死者家庭担心同邪教结仇，实际上就是来自于以往发生过的类似组织型犯罪日后报复的真实情况。这并不是杞人忧天的无端之想。当时6名邪教徒在麦当劳围殴吴艳硕之时，没有人挺身而出及时制止，事后很多目击者曾表示非常后悔，并愿意作证。但到了开庭之时，他们为什么一个也没有出现？

　　没有人愿意背井离乡，死者家属却想以离开家乡的方式结束一段噩梦，就是因为对邪教暴行的恐惧。可以想象，他们的安全感已经跌到了无法再低的程度。死者家庭的担忧，其实也是全社会安全心理的类同反馈。说明对这类邪教组织摧毁得还不够彻底，法律效力的延伸还远远不够。

　　担心“同邪教结仇”心理的背后，实际上是社会成员对社会法律效力延伸的期待与渴望。在全力推进法治社会建设的过程中，如何才能最大程度地实现法治的威慑性、持久性、引导性，最大程度地给予社会成员高质量的安全感，是一道至关重要的命题。

　　□ 马进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