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法禁“啃老”须注意“法深无善治”

　　杭州市拟出台《杭州市老年人权益保障规定》，目前草案的第二次征求意见稿正对外征求民意。该法规在保护老年人权益方面作了多项规定，包括禁止有独立生活能力的子女“啃老”，对于虐待老人的养老机构最高可罚款3万元。(据《广州日报》)

　　毫无疑问，“啃老”不是什么好事。作为成年人，依旧寄食父母，精神上无法断奶、生活上没法独立，这既会钝化自身的生存嗅觉，也是罔顾赡养责任，有违尊老孝亲内含的反哺本义。无论是从涵养伦理出发，还是着眼于减轻老人负担，“啃老”都不值得提倡。因此，将“啃老”置于社会问题的层面去打量，确实很有必要。

　　而以拟定行政法规的方式，去禁止“啃老”，也不乏善意初衷。尽管说，“清官难断家务事”，但对于那些“一直无业，二老啃光，三餐饱食，四肢无力，五官端正，六亲不认，七分任性，八方逍遥，九(久)坐不动，十分无用”的好逸恶劳做派，就应倒逼他们走向社会、增强独立。

　　但应看到，解决“啃老”问题，终需回到道德伦理的框架下。要知道，现代法治理念是法律要尽可能退出道德、伦理调节的社会关系。轻易地搞“道德入法”，患上立法依赖症，容易陷入“法深无善治”的困局。

　　就拿禁“啃老”的法规来说，其可操作性着实存疑：“独立生活能力”在法律上该怎么界定？啃到什么程度算违法？适用什么样的处罚，谁来执法？它会否落入“民不举，法不究”的困境？某种程度上，“常回家看看”入法遭遇“执行难”，原因亦在于此。

　　当然，对“啃老”行为给予行政处罚的呼声，一直都有。2012年3月，广州市政协委员景天魁曾建议，应取消“啃老族”享受各种社会福利的资格。还有些人建议对“啃老”者施以罚款。这看似挺有震慑力，问题是，将解决“啃老”跟福利保障问题捆绑，是无理施罚，也是对政府应履之责的回避；而罚款更不靠谱，“啃老”者是吃父母花父母的，罚他们跟罚老人有什么差别？

　　说到底，要解决“啃老”问题，就必须了解其生成缘由。很多成年人啃老，跟惰性与怕苦心态有关，也有的是被家长“圈养”惯了，产生性格依附，还有的是属于被逼无奈，或是受困于“就业难”，或是处在从毕业到创业的过渡期，需要接济，毕竟，当下在都市里的生活成本日增，而“4—2—1”的家庭结构也让年轻一代“压力山大”。也难怪，有人将中国“啃老”现象归结为两代人对城市化发展成本的分摊。

　　在此情境下，多些“一旦成人，必须自食其力”的自立教育，固然不可或缺，但之于政府，也应尽到关怀与保障之责：短期的，如发动社区建立“啃老族”动态档案，提供培训、就业机会。而从长远看，应从促进就业、完善社会福利、合理调控等着手，避免“啃老”病症在现实土壤中生长扩散。

　　没有应有的兜底举措，动辄以惩罚性思维来解决“啃老”问题，会给家庭关系套上冰冷束缚，到头来，未必能实现对老年人合法权益的保护，还可能伤害到血缘亲情。（佘宗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