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眸65年法治历程:中国特色法治与全面深改互为表里

　　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即将召开，两个月前定下了主要议程：研究全面推进依法治国重大问题。

　　在这个时间点上，回眸新中国成立以来65年的法治历程，是为了更好地放眼未来。改革进入深水区，不仅需要法治“保驾护航”，也需要“在法治的框架下进行”。

　　从无到有、从有到全

　　法律体系的建立与完善

　　“最明显的成就，就是立法成绩。”谈起新中国65年的法治进程，中国政法大学原校长江平说。

　　新中国的法治历程，首先是社会主义法律体系的建立和完善。

　　1949年9月，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颁布。5年后，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五四宪法”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审议通过。

　　经过20多年的探索和挫折，中国的法治再次启程。1978年中央工作会议上，邓小平有一句著名的论断：“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这一“依法治国”战略的理论起点，直接催生了大规模的“立法潮”。仅1979年7月，就有《刑法》、《刑事诉讼法》等7部重要法律颁布。之后，1982年新宪法的通过，则为新时期的中国法治打下了坚实基础。

　　此后，《民法通则》、《行政诉讼法》、《合同法》、《物权法》、《公司法》、《破产法》等一批基础法律的通过，更是在民事、行政、商事等方面共同构筑起了中国法治的框架，使改革开放逐渐“有法可依”。2011年，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宣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已经形成。

　　截至今年3月，我国共有现行有效法律242部，同时有68部法律的制定或修改列入了本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立法规划中。经历了此前“打地基”、“架梁柱”式的基础框架立法过程之后，现在的立法与修订，更加注重食品安全、教育、环保等社会高度关注的立法薄弱环节。

　　从“法制”到“法治”

　　前后两个“十六字方针”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提出“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这一新时期法制建设的“十六字方针”。

　　1997年，党的十五大提出“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在这次大会中，“法制”换成了“法治”。

　　一字之差，理念跃升。

　　从党的十五大起，“法治”越来越频繁地出现：1999年，依法治国被写入宪法；2002年，党的十六大，“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得到全面落实”被当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2004年，“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又被写入宪法。

　　时间来到2012年。党的十八大，“法治”的作用被再次重新定义：“法治是治国理政的基本方式”。3个月后，习近平在一份重要批示中，明确提出要建设“”；而在十八届三中全会上，“推进法治中国建设”成为全面深化改革的重大主题。

　　在党的十八大上，沿用了30多年的“十六字方针”也被更新为“科学立法、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

　　“在中国这样一个强调成文法的国家，新十六字方针强调立法、执法、司法、守法的全面并重，体现了法治的进步。这种‘四位一体’，实际上是一种‘共同建设、一体推进’的思路：依法治国和法治建设，并非是某一方面、某一力量就可以独力完成的，而需要法治国家、法治政府和法治社会共同推进。”国家行政学院法学教授杨伟东对本报记者说。

　　中国特色的法治

　　与全面深改互为表里

　　回顾新中国的法治进程，人们会发现一个重要特色：与改革实践密切相联。

　　比如《农村土地承包法》，就是在农村的土地承包经验很充分之后，才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的。而诸如《专利法》这样的法律，则必须先有制度的完全设计，才能有专利申请和批准的法律实践。

　　在杨伟东看来，法治与改革是相互作用、相互推进的。

　　“我们讲，要用法治思维来推动改革深化发展，化解矛盾，维护稳定。法治首先对改革有导向作用。这意味着，改革怎么改，改到什么地步，需要法律来确立。其次，法治对改革道路有规范作用，尤其是改革的程序问题。这就是习近平总书记说的‘重大改革要于法有据’。最后，法治还可以固化改革的成果。”杨伟东表示。

　　同时，改革为法治提供了动力和条件。“改革会消除旧有的利益、不应保留的制度，为新的制度建立提供基础和良好的条件。同时，只有改革了，才能为法治提供新的资源和能源，才能有固化改革成果的可能。”杨伟东说。

　　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所长李林表示，“法治”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一项，已经上升为中国的价值、理念和文化，是全国公民的观念信仰体系和生活方式。在此基础上，未来的中国法治，应当从“以立法为中心”、推动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转变为“以宪法法律实施为重点”，推进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记者 申孟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