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立法保护隐私别掣肘网络反腐

　　最高人民法院近期出台规定，明确约束利用网络公开他人隐私信息，包括“人肉搜索”等行为。专家表示，这是司法解释第一次将个人信息上升为人格权进行保护，但为反腐利用人肉搜索公布信息可以免责。

　　专家所谓“为反腐利用人肉搜索公布信息可以免责”之说，源自司法解释中“为促进社会公共利益且在必要范围内等”的例外情形规定。那么，理论上说，司法应对人肉搜索类似“表哥”“房叔”“开房官员”之类的情形，予以豁免，不认定为侵权。然而，一句“促进社会公共利益且在必要范围内”能否有效保护网络反腐，恐不好说。这方面，本应对“促进公共利益”与“保护公民隐私”的界线，作出比较具体的明确，或由最高法院发布一些指导性案例。

　　公民隐私信息应该受到保护，但官员作为特殊公民，其私权利与普通公民却不应同日而语。在反腐防腐任务艰巨的今天，这种概念更不宜含糊和混淆，否则必会大大抬高民众监督的门槛。人肉搜索“表哥”及嫖娼官员等行为，客观上属于“促进社会公共利益”的情形，但从主观上说，一些监督行为却是由私怨而起的，比如偷拍上海高院法官的那位商人，就是因为怀疑对方判案不公。但尽管出于个人恩怨，客观上却有利于公共利益。这种情形是否在“促进公共利益”的“必要范围内”，司法实践中如何判定，存在不确定性。

　　按理说，监督者的动机不应成为问题，只要客观上满足了公共利益需要，就应对其“侵权”责任予以豁免。那么不如直接规定监督公权力者可作为例外情形，避免保护公民隐私的立法掣肘到网络反腐。

　　理论上说，举报腐败都应该走正常途径，无需网曝。然而，前些年有不少报道，“正常途径”的举报往往石沉大海，而且举报人往往被出卖并遭遇报复。不少官员腐败问题，都是在正常途径举报无果，举报人才选择网曝的，比如上海法官集体嫖娼事件，即是如此。

　　最高法院上述司法解释中的“促进公共利益”条款，立法初衷上符合现代政治理念，其立法思想上的进步毋庸置疑。如果能对“促进公共利益”做出具体规范，则善莫大焉。（马涤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