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家：官员专业培训是法治制度建设的推动力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公报指出，全面推进依法治国，总目标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体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国社会主义法治建设已进入一个新阶段。近10年来，为适应新形势，我们需要学习借鉴依法治国的先进经验，有不少中国官员赴新加坡培训学习，并考察其法治建设的情况。

　　10月25日，就依法治国的话题，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教授刘宏在北京接受了南方日报专访。他认为，中国依法治国的蓝图符合中国的国情。

　　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

　　正式成立于2009年，其前身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市长班”，即1998年设立的管理经济学硕士课程(MME)与2006年设立的公共管理硕士课程(MPA)。该项目最早起源于1992年，是南洋理工大学在海外第一个为中国官员开办的短期培训课程。截至2011年底，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共计为中国培训超过1100位包括省长、副省级后备干部、市委书记、市长、厅长和司局长在内的政府内部人才。

　　刘宏简介：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曾任中国教育部长江学者讲座教授。

　　反腐工作从治标走向治本

　　南方日报：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进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这次以一次全会的形式研究依法治国，您是如何看的？

　　刘宏：历届的三中全会和四中全会都很重要，今年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跟往年不一样的是，非常务实地提出一个总方向、建立一个蓝图，就是依法治国。同样很重要的是提出来一些具体的做法，包括法律规范、法治实施、法治监督、法治保障和党内法规这五大体系，就是“治本”。此外，这次四中全会还提出了许多具体任务，比如说怎样来依法行政，怎样提高司法公信力，怎样建设司法人员工作队伍，这些都是落到实处的。通过宏观、中观、微观三者结合，从建设到实施这一整套理念都考虑到。依法治国十几年前就提出来了，但是从来没提到这样的高度，这也让反腐工作从治标走向治本。

　　南方日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以党的文件提出来这是第一次，您是如何理解这句话的？

　　刘宏：“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治道路”就体现在党内法规体系的建设，这是很重要的一个特点。再者就是强调到党对依法治国的领导，这个的确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也是中国的国情。所以我们看到，依法治国有些模式可以吸取好的经验，包括新加坡也强调依法治国，但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必须要考虑到中国的特点。要真正做到依法治国，既要强调党的领导，还有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要从严治党。为什么说有些新的法规出来以后，包括八项规定等等，是先把它具体化，再把它提高到法治的高度，那么这两点我觉得会主导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

　　反腐需要有专业的团队

　　南方日报：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反腐工作的成就有目共睹。四中全会的召开对反腐工作进一步朝着法治化、制度化方向迈进具有深远的意义。新加坡有什么好的经验可以给中国提供借鉴？

　　刘宏：这一年多来，中国在反腐败上取得很大的成效，其中最重要的一个原因我认为是中国的高层领导对这个问题的重视，提出腐败问题越演越烈最终必然会亡党亡国，把反腐提到一个战略的高度。在习近平总书记就任之后，一系列政策其实就是围绕着怎么从治标到治本，有由上到下的整套理念的推动和执行。在这个过程中我相信中国也参考了许多其他国家的模式经验，然后得出自己的经验。比如新加坡反贪局是直接向总理报告，就像中国现在强调的纪委的重要作用一样。在反腐方面，中国还有进一步强化和发展的空间。此外，中国需要一整套法制体系来保障各方的利益，特别是民众的个体利益。即使有规章制度，也要做到完全实施，从这个意义上看依法行政是很重要的，强调规范化、制度化，对程序的遵循是双向的，民众本身也要遵循这个程序。

　　南方日报：有人提出，依法治官是衡量依法治国成效的根本标志，您如何评价这种观点？

　　刘宏：依法治国不仅仅是价值观层面，它涉及到一整套体系的建立，需要有制度的保障，也需要一个专业的团队。对官员的培训会是一个很重要的发展方向。

　　比如说要建设司法工作人员队伍，那就得要求他们从观念上充分把握新的发展方向。我觉得可把新加坡依法治国的经验、措施、制度、成效、问题等系统地介绍给国内相关部门。形式是多样化的，比如可以通过短期培训，或者说我们一直在做的“市长班”或是公共管理硕士培训这样一些课程来达到目的。

　　南方日报：最高人民法院设立巡回法庭，此举在于加强中央的司法权威和对各个地方审判的指导，对此您是怎样看的？

　　刘宏：巡回法庭按照司法公平公正的原则，在党的领导下保持司法的相对独立性，是能发挥比较大的作用的，相信也能进一步加强司法的公平、公正、公开和司法的公信力。

　　在这方面新加坡也有一些特点，包括几套系统，有初等法院、最高法院，包括总检察署，政府的律政部等。新加坡在文化属性上与中国的相似性比较大，从执政体系上还是有相似性，人民行动党从1959年执政以来就一直是执政党。

　　官员培训借鉴成熟经验

　　南方日报：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一直有培训中国官员的项目，在强化法治观念层面上，你们是怎么做的？

　　刘宏：学院目前最新的战略之首是在课程内容设计上更加贴合中国在改革开放新阶段所面临的问题，比如政府与市场关系，执政能力与治理能力的结合，城镇化问题，环境问题，等等。我们一般重点介绍新加坡的成功经验、具体实施方法和我们遇到的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也会安排一些官员去参观访问，比如去反贪局、最高法院、检察署等等这些相关机构。在授课老师的构成上，除了一部分是学者之外，还有一部分是我们的政府官员，比如说副总理、部长、国会议员，这些人能够现身说法。比如议员每一两个礼拜要接见选民，那我们培训的学员会直接去看他们怎么做，谈的问题是什么，怎么协助选民解决这个问题，这一点跟国内的轮训还是有所不同的。

　　南方日报：是否光靠培训，就能达到效果？

　　刘宏：培训只是一种推动力，最重要的当然还是靠制度建设。制度建设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是四中全会已经很明确地把依法治国的理念提出来了，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是怎样把理念细化落实到具体实践中，这是最重要的。培训一两个星期甚至一两个月也是很短的时间，最主要的培训是让国内的官员开阔视野，看看别的人是怎么做的。你不用重新创造一整套新的体系，如果别人做得不错又能够适用，至少可以参照过来，它的意义就在这里。

　　可参照的新加坡经验

　　有法必依，执法必严几乎成了新加坡的标签。不少人想到新加坡，首先想到的就是严峻的“鞭刑”，这种刑罚在当今世界已不多见。1990年，美国男子麦克在新加坡涂鸦，被法官判处鞭刑6鞭。虽然美国政府出面求情，但新加坡方面的回应仅仅是“减去2鞭。”在被执行鞭刑后，这个叫麦克的美国人称，“永远都不会忘记新加坡”。

　　新加坡作为一个高度法制化的国家，现行法律、法规有500多种，立法完备，覆盖面广，几乎遍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

　　新加坡作为世界公认的最廉洁国家之一，为了肃贪倡廉，新加坡政府于1952年成立了反贪污调查局，一是进行廉政监察，二是防止贪污行为。该局参与国家官员的任命考察，以确保有不良记录的人不会被任命到重要工作岗位上。

　　据了解，新加坡的《防止贪污法》特别规定了贿赂推定制度，只要行贿或受贿任何一方提供证据证明对方受贿或行贿，而对方又提不出相反的证据，贪贿罪即可成立，解决了贿赂案件因“一对一”而缺乏旁证、无法定案的难题。

　　南洋公共管理研究生院院长刘宏告诉南方日报记者，新加坡跟欧美国家不同的是，新加坡是以华人为主的国家，既注重道德的规范作用，也注重司法公平实施的重要性。新加坡在道德和法律之间有一个良好的平衡，并未割裂道德与法律的关系。

　　我国也历来重视社会主义法治建设。1997年，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实行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从此将依法治国确立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1999年，九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将依法治国载入宪法。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把法治和道德建设紧密结合起来。

　　在刘宏看来，新加坡在国家、社会与群体参与法治建设中的一些理念和思路，与中国目前的治国理念高度契合。从法治的建设成效，到文化特点与法治规章制度建设的融合来看，中国可以借鉴新加坡治国的一些成熟经验。　记者 杨春 王腾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