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撤销监护”也是保护

　　完善监护干预制度，就是要在对亲权与儿童权益的边界廓清中，营造对虐童“低容忍”的法治氛围。

　　据报道，11月26日，最高法相关负责人透露，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民政部四部门即将联合发布未成年人监护干预制度指导意见，将对监护权怎么调整、转移和恢复做出明确规定。该负责人还表示，对那些没有资格、没有能力监护的监护人，要剥夺其监护权，因为“一个人根本没有资格教育孩子，你再让他带孩子，将来肯定培养不好”。

　　意见出台在即，舆论翘首以待。毕竟这意味着“撤销失职父母监护权”将不再处在悬空状态，而是落地在望。事实上，今年2月，就传出多部门正研究制定困境未成年人家庭监护干预政策；6月份，民政部副部长窦玉沛也介绍，多地将开展监护失当未成年人监护权转移个案实践工作……这些都为相关意见的出炉蓄足了势。

　　应看到，近年来祸及未成年人的事件频频曝光，现实中确有些父母“生而不养”却仍具备监护资格的现象存在——南京饿死女童案、贵州父母虐童案等，都极为“虐心”，也把矛头对准了监护人失责。也源于此，“撤销失职父母监护权”屡次被置于舆论议题框架下。

　　此次几个部门牵头，出台相关意见，既为顺应伤童案频发背景下的“补牢”诉求，也是对现有治理困境的清醒认知——毕竟对未成年人监护权的干预，缺的未必是法规，《未成年人保护法》第53条早就明确了，监护人未能履责或侵害孩子权益，经教育不改的监护资格可以撤销。问题是，因对于谁来行使诉权、“另行指定监护人”原则是什么等界定模糊，因而沦为了“僵尸法条”。所以要用制度对失职监护人“亮剑”，必然得着眼于法规可操作性上的改善，确立明晰的程序指引，来对“可以”等用语造成的司法功能休眠进行激活。

　　可以想见，此次意见会在实施路径上，更注重可行性的修葺：如哪些主体可以提起撤销监护权的诉讼？在紧急危险状态下如何救助、安置受暴儿童？在监护主体变更后，谁又来承担监护责任……这些必然会在“行政与司法相衔接”的范畴内得以梳理。而它牵涉到的，会是通盘的制度设计：如明晰监护人“失职”的构成要件，明确公权力介入监护的举措等。

　　也只有以可操作托底，对儿童权益的“利益最大化保护”才能落到实处。之前就有人举例：在美国，《儿童虐待预防与处理法案》中，就明确公民遇到疑似儿童虐待个案的情形，都有义务向儿童福利机构举报；发现虐待儿童案件后，行政机构会第一时间介入，作出快速反应和启动后续调查、提起对监护人诉讼……这种慎于细节的保护意识，也应贯穿于我们的制度设计中。

　　制度背后是观念，意见出台后，肯定会对“虐童是家事”的观念形成冲击。但完善监护干预制度，就是要在对亲权与儿童权益的边界廓清中，营造对虐童“低容忍”的法治氛围。在制度牵引和推进之下，“撤销监护等于更好保护”的理念，也必将植根于人心。

　　(作者系北京媒体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