让法律成为铭刻公民心底的信仰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决定》提出在全社会真正确立法治信仰，这条比较“虚”的指标如何实现，法律工作者从理论和实践给出了路径。

　　卢梭说过，一切法律之中最重要的法律，既不是刻在大理石上，也不是刻在铜表上，而是铭刻在公民的内心里。《决定》指出，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孙国祥认为，虽然目前我国法治建设已取得重大成就，特别是具有中国特色的法律体系已经初步形成，初步实现了有法可依。“但如何让文本中的法律成为人们生活中的法律，可能是法治建设更艰巨的任务。”

　　普法工作是确立人民法治信仰的必由之路。省司法厅厅长柳玉祥坦言，以往普法中存在重法律知识传播、轻法治信仰培育，重政府组织发动、轻社会力量运用，重单向灌输、轻参与互动等现象，法治宣传教育产品供给与群众日益增长的需求之间的矛盾还比较突出，普法工作的均衡性、针对性不强等问题还较为明显，要树立法治信仰，必须解决这些问题。

　　“法律的权威不在于法律的形式存在，而在于法律的公正实施。普通群众是通过具体个案的公正审理来体验法律的。”孙国祥坦言，虽然树立法治信仰的目标比较“虚”，虽然群众对法治的信心和信念的树立无法一蹴而就，但如果司法机关能够实行无差别的执法、实现同案同判，政府能够坚守“法无授权不可为”的法治原则，领导认真对待法律、率先垂范守法，点点滴滴的累积必将成为人民拥护和信仰法律的源泉。

　　柳玉祥认为，《决定》明确提出人民是依法治国的主体和力量源泉，树立全社会的法治信仰的措施就应当围绕人民群众，法治宣传、法律服务、法律保障等各项职能应围绕人民主体地位来做文章。“这就要求司法行政机关聚焦群众需求，打破原有路径依赖，推动普及法律知识向培育法治信仰转变，政府主导向社会自觉转变，粗放普法向精准普法转变。”

　　一句话，“有效服务”是未来普法工作目标。柳玉祥认为，加快建立需求收集分析机制是普法前提，各地将依托社会矛盾排查网格，建立健全网格化的需求收集机制，对本地区法治需求系统性、动态化掌控。“分析中要突出加强对领导干部、公务员、企业经营管理人员、青少年、农民、农民工等重点普法对象需求的汇总分析，为‘点对点’普法打好基础。”他表示，及时区分社会不同个体、不同群体的普法需求和一定阶段社会面的共性需求，普法才能精细、准确、高效运作。

　　《决定》要求，把法治教育纳入国民教育体系。以往各级教育机构也有普法课程，但效果始终有限，孙国祥分析，除了社会整体法治环境不佳外，也与教育方法、内容偏重有关。“比如仅仅将法律视为一种约束自由的强制性外部规范，并没有将法治上升为一种现代社会所必须的生活方式。要将教育与实践结合，结合法治教育，使青少年从小养成崇法、守法习惯。”

　　柳玉祥认为，法治教育还应健全法治服务产品研发机制，收集群众需求，打造内容丰富、覆盖广泛的法治宣传产品体系。不仅要提升自身研发能力，还要引导执法机关、企事业单位共同参与专项普法产品的研发；通过政府采购、项目补贴等方式引导市场主体参与专业性较强的普法产品研发；通过政社互动、社会激励引导志愿服务等社会力量参与直接面向基层的普法产品研发。

　　《决定》提出，把信访纳入法治化轨道，目前一些地方却有“信访不信法”的现象。“每当看到信访部门聚集一拨拨上访人群，我也感到揪心，既有对上访者的同情，又为法治不彰、法律失灵而焦虑。”孙国祥坦言，“信访不信法”重要原因是一些地方对上访者牺牲法治原则而无原则妥协，反而强化了人们非法治思维。对司法部门而言，应解决目前当事人申诉难的现状，从实质上重视当事人的申诉，做好释法息诉工作。

　　要树立法治信仰，重点在基层，难点也在基层。柳玉祥认为，把生产出的普法产品精确供给到基层最需要的人群，最大限度方便社会和群众消费，保障基层群众能“找得到、请得起、用得上”，是未来最重要的努力方向。“特别是加大重点对象、重点领域普法产品的供给力度。树立法律在处理社会问题中的权威地位，特别要对当前交通事故、医患纠纷、征地拆迁、环境保护、土地流转等社会矛盾纠纷多发易发领域，让人民调解员、律师、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以案释法、推介产品。”(记者 陈月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