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癌药“代购第一人”获释 代购药情法冲突难解

▲陆勇在拘留所中接受媒体采访。

　　陆勇1月30日获释，围绕在他身后的争议却愈显悲情。

　　20多天前，这位印度抗癌药“代购第一人”因多次传唤未到庭，被警方从北京首都机场抓捕押解回湖南。涉嫌通过网络实施妨害信用卡管理犯罪、销售假药罪，陆勇面临着一场关乎自己以及病友们未来的审判。

　　现年47岁的陆勇2002年被查出患有慢粒白血病，为了治病，他开始服用瑞士诺华公司生产的抗癌靶向药物“格列卫”，但这种药价格昂贵，2.35万元一盒，每月需服用一盒左右。

　　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陆勇发现，印度出售此款药的仿制药VEENAT,只要4000元一盒，但与格列卫有几乎一样的生物等效性。

　　陆勇很快与病友分享了这一消息。因为汇款程序复杂，许多人都让陆勇代购，数千中国患者的团购让印度药厂同意将VEENAT优惠至200元一盒。尽管印度药厂凭借强制许可，能够“合法”地仿制格列卫，但在中国，VEENAT尚未获得药监部门的进口批准，也就是说，VEENAT一旦现身中国，100%是“假药”。

　　终于，陆勇因涉嫌销售假药罪被公诉。消息一出，陆勇的300多名白血病病友联名写信，请求司法机关对他免予刑事处罚。舆论也一边倒地对陆勇施以同情，甚至法律界人士希望法律能释放善意，在情与法之间把握平衡，从轻处理。

　　其实，这已经不是中国人第一次从国外买药遭公诉了：去年10月，在“猎狐”行动中，青岛警方抓回在日本代购太田胃散、santenFX滴眼液等日本非处方药的网店负责人王某；同年11月，南京一家IT企业的硕士夫妇，利用公司派驻印度的便利，代购抗癌药被警方抓获……

　　违法必究，这是法律的底线，但救命药背后又是无法轻视的生命权，如何纾解代购药遭遇的情法冲突，让每个深感看病难、看病贵的国人深思。

　　因为牵扯到专利以及药品加成，不少跨国药企投放中国的药品价格要比其他国家高很多。有法学家呼吁，在保护专利的同时，更要保护好公民的健康权。这也是人们关注印度仿制药的原因。

　　在印度，政府一再突破药品专利限制，允许企业生产大量价廉质优的仿制药，广受贫困患者和国际人道医疗组织的欢迎。

　　这固然引起了跨国药企的愤怒，只是迫于舆论压力，他们默许了印度的做法，但显然不愿意将强制专利许可扩大到更多国家。毕竟一旦被滥用的话，会打击药企的研发热情，从而不利于药品行业的良性发展，最终损害的还是患者的利益。

　　相较于仿制药的“印度特色”，尽管我国的知识产权保护饱受诟病，但在药品强制专利许可上，却一直非常严格。截至目前，还没有国内药企提出强制许可申请。

　　这更让人反思中国的药品市场。让人堪忧的是，对于不少专利已经过期的药品，中国药厂的仿制工作仍然面临不少质量问题，与日本、印度的仿制药行业相比，我们生产的一些仿制药，还达不到标准，其实只是劣质药。

　　以陆勇代购的“格列卫”为例，其专利到期，国内也有药厂生产了相关仿制药，但很多患者疑虑重重，担心其效果与原研药甚至印度药相差过大。

　　价格始终是驱使患者冒险代购药的动因，按目前的医保报销，即便以国产“格列卫”计算，自付的部分仍然高于印度药，且不少省份还没能将此类抗癌药纳入医保报销范围。

　　如何理顺专利保护、虚高的进口药定价和医保体系之间的关系，似乎困难重重。但生命却经不起太长等待，对于“没钱买药”和“没途径买药”的中国患者来说，有专家建议，应该完善有关“假药”的法规，如果有人涉嫌参与销售未经许可的进口药，但没有患者因药品质量问题对其进行起诉，也没有造成社会危害，法院应当从轻处理。要真的拯救他们显然不能靠司法机关，最终需要国家职能部门进行系统性改革。深度记者 龚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