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一男子被超期羁押14年 狱中写信喊冤（图）(2)

　　5月6日下午，吴留锁的律师王永杰和王常清将吴留锁在狱内新写的申诉书递交到了洛阳检察院控申部门。5月7日，洛阳检察院回应称其已接到申诉书，会将该申诉书转交专门的负责部门，会根据具体案情决定是否启动抗诉。

　　□专家说法

　　羁押14年不能折抵刑期

　　昨天下午，著名刑诉法专家、中国政法大学教授洪道德接受了京华时报记者的采访。对于吴留锁被超期羁押14年的问题，洪道德认为，按照当时的法律规定，由高院发回中院重审的案件，中院会退回给检察院，由检察院再退给公安补充侦查，这在程序上是允许的。但是，补充侦查案件的期限只有一个月时间，公安不能长期放着不管。

　　洪道德认为，案件很明显是公安未能继续侦查下去，便长期放任不管，这主要是公安的责任造成的。同时，检察院也没能承担其监督的职责。在这个问题上，洪道德认为，法院没有任何责任，因为检察院没有公诉过来的刑事案件，法院是无法进行审理的。

　　洪道德补充称，对于吴留锁案件的侦破发生在1996年以前，自1996年刑诉法修改以来，检察院便可根据案情及相关证据，自己对案件进行补侦，“不用再交给公安”。

　　那么，吴留锁被超期羁押的14年是否能够折抵他在监狱服刑的刑期？洪道德解答称，案件在诉讼中形成的超期羁押问题，如果被告人的判决结果在无期徒刑以上，超期羁押的时间便不能折抵刑期，这也包括减刑后的刑期。但如果审判结果改判，将被告人判为有期徒刑，其超期羁押的时间，便可以折抵刑期。这也就是说，吴留锁这14年的超期羁押是不能折抵刑期的。

　　□被告人姐弟

　　“吴留锁在里面一直写申诉材料”

　　自吴留锁被认定为杀人凶手，吴家一家人便没能在村里抬起头。“父母身体也不好了，大门成天被人堵着骂，我们不敢出门，也觉得没脸出门，”吴留锁的弟弟吴留成称，哥哥被抓后再也没回过家，直至父母两人先后过世。

　　“父亲去世18年，母亲去世11年，他们去世时，我们问，想不想见留锁，两位老人都说，都走到这一步了，见不着了，”吴留锁的姐姐抹着泪说。

　　“我们结婚30年了，在家里都不提这件事，”吴留成的妻子称，其结婚生子两三年后，一次有人送来了一封信，说是监狱来的，让帮着喊冤，“我这才知道丈夫还有个弟弟叫吴留锁。现在我们在家里都不提这个事情，提起来伤心。”

　　每次去看守所、去监狱会见，尽管交通不便，姐弟都还会结伴去看看，“监狱有要求，不让说案情，我们就唠叨下家里的事儿，”吴留锁姐姐说，吴留锁在里面一直写申诉材料，“说他冤，让给他找个好律师，看何时能重审这个案子。”

　　□被害人父亲

　　“是他就判他死刑，不是他就放人”

　　5月5日上午，记者在邑涧村一路打听寻找王社利的父亲王怀斌，以了解该案给这个家庭带来的影响和他们的看法。很明显这个名字让村民们敏感，他们有的追问“你找他有什么事？”有的干脆摆手、摇头说，“不知道，去别处打听吧。”

　　当天中午11时许，当记者在村内找了一圈又重新回到洛栾公路寻找王怀斌时，忽然看到路边一大门前站着一位穿蓝色长衫的消瘦老人。正想上前询问，老人却先说：“进来吧。”

　　记者非常惊异，“我要找王怀斌，”“进来再说，”记者不进屋，“你知道我是谁？我是来做什么的吗？”这位老人正是王怀斌，他说已有邻居给他打了电话。

　　在父亲的记忆里，彼时8岁半的王社利正读3年级，很聪明，每次都考前几名，“事发后，我们精神都崩溃了，”王怀斌称，至今他们没到现场去看过，其爱人也因为这事突发脑梗，精神失常，每天靠药维持着，“咱们轻声点儿，别让孩子妈妈听见。”

　　如今，王怀斌的大女儿今年已46岁，大儿子也44岁了，“社利如果还活着，也39岁，娶妻生子了，”老人黑着脸，没有一丝表情。

　　王怀斌称儿子被杀死后，前几年他是天天跑公安要求破案，跑政法委及公检法机关要求严惩凶手，后来的这十二三年，他也一直在找政法委和公检法机关，“我的态度非常明确，是他就处理，不是他就赶紧放人！别这么一直拖着。”

　　“我们老家住得非常近，吃的是一口井的水，我们不想冤枉人。如果真不是他，你就承认你案子办错了，赶紧放人，该包赔损失就包赔损失。这么多年了，找不到杀害孩子的凶手，那也该俺倒霉。”

　　王怀斌对最后的判决也不太明白，“是他干的，他是累犯，先掐死再用镰刀割断喉咙，情节恶劣，就该判死刑，立即执行；如果不是人家，你就把人家赶紧放了，判个死缓一直关着，算是怎么回事？”

　　□对话

　　吴留锁：“我没杀那个孩子”

　　5月6日下午，律师前往洛阳西北郊的河南省第四监狱会见了吴留锁。“他精神还好，身体还有些发福了，”王永杰称，令其印象最深的是吴留锁在其双臂上的刺青，“他左、右胳膊上分别刺着‘惨刑定罪’、‘冤枉终生’，左手腕上还刺着一‘手表’。他这是在抗议自己被冤枉定罪，超期羁押，”王永杰称。王永杰将京华时报记者的问题交给了吴留锁，又将吴留锁的答案带出监狱交给了记者。

　　京华时报：8岁男孩王社利是不是你杀的？

　　吴留锁：公安对我刑讯逼供，他们不让我睡觉，还用粗木棍来回来去地推我的腿，所以我才承认了。但是我确确实实没有杀8岁男孩王社利。案发当天，我都没去过案发现场，当时那事事发时，我正拿着锄头去村西坡的地里翻红薯秧，有3位邻居也在离我十几米远的地里翻红薯秧。

　　京华时报：你在向河南高院递交的上诉书中，还有高院在伊川县看守所审讯你时，当时也没刑讯逼供，你都说人是你杀的。

　　吴留锁：当时我被判了死刑，内心很绝望。后来伊川县看守所的管教多次鼓励我，让我写上诉书，说“中不中，你先写写试试”，我就写了。而且，当时我已经在邻村谈了一个女朋友，是那年春天到窑底村看电影时认识的。1984年9月被抓前还联系了，所以我不会去“鸡奸”8岁男孩王社利的，我背着这个这名声对我女朋友也不好。不过，当时我被判了死刑后，也确实不想活了。

　　京华时报：你在一次公判大会上喊冤是怎么回事？

　　吴留锁：1984年9月28日，我被五花大绑，胸前挂着“故意杀人”的牌子，被拉到伊川县体育场开公判大会，当时有五六辆车，每辆车上有七八个人，我当时晕倒了，醒来时发现车要离开了，就在车上喊了声，“我没有杀人！”

　　京华时报：从1985年到1998年，从卷宗上没看到有司法程序进展？那14年你的情况怎样？

　　吴留锁：我一直在伊川县看守所被关着。我写了很多封催案信，一直也没回音。1998年刚过完年，有两个穿公安制服的人来看守所见我，说“现在让你走，你走不走？”我说，“走”，然后我就说去拿铺盖。他们说，“别慌，你先写一个保证书，保证回家不找任何人的麻烦，”我就写保证书，考虑到当时青黄不接，我还写了他们要给我半年口粮。但这之后就没回音了。14年后洛阳检察院又起诉，洛阳中院还说我故意杀人，判我死缓，高院裁定也是死缓，我特别绝望，所以就在胳膊上刺青喊冤，好让以后见到我的人知道，我是被冤枉的。

　　京华时报：事发现场的脚印，说是你的？

　　吴留锁：在案发后、1989年春天在看守所，我先后被量了两次脚印，但我根本就没到过事发现场。他们拿走了我的衣服也化验了，后来也都还了我。我没有杀那孩子，没到过现场。现场即使有脚印，也不是我的。

　　□媒体报道

　　曾因担心“出事”而搁置取保

　　记者查阅90年代有关吴留锁的公开报道，曾有两本杂志报道了吴留锁案。其中《法律与生活》杂志于1998年8月，采访了当时洛阳市检察院的相关人员。报道显示，据洛阳市检察院监所处和起诉处的同志介绍，作为监督机关，市检察院为吴留锁的问题能得到圆满解决，付出了极大努力，但由于各政法部门在认识上不一致，相互推诿扯皮，再加上此案历史久远，办案人员换了一茬又一茬，才导致了这种老大难的局面。

　　报道称，洛阳市中院两次将案卷退回后，市里将案子移送到县里，伊川县坚持吴留锁有罪，顶住不接。再后来，又以邮寄的方式将案卷邮寄到县里，县里又邮回市里。就这样推来推去，直到1992年，在市政法委的协调下，伊川县公安局才接下此案。

　　报道称，对吴留锁超期羁押的问题，曾引起中央、省、市有关领导的高度重视，他们多次过问要求尽快解决此案，以免引发更严重的后果。洛阳市政法委也非常重视此案，于1992年1月13日召开市、县两级公检法联席会议，研究解决此案。

　　在会上，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全面汇报了案情，陈述了此案无法定罪的理由。伊川县公安局也提出了本案无法定案的理由，一是作案时间无法确定；二是作案动机不清；三是物证不系统，即凶器镰刀木把上无指纹可鉴，作案现场赤脚印记已无法确定是吴留锁所留。

　　据此，联席会议纪要议定：“吴留锁案件已经失去侦查补证条件，伊川县公安局应对吴留锁做取保候审处理。”并明确“由伊川县政法委进行协调，做好善后工作”。但伊川县公安局坚持认为，吴留锁应由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取保候审，因此案一审其曾被判处死刑。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称自己没有取保的义务，吴留锁案现在不在法院这个环节上。两家为此争论不休。

　　1992年9月23日，洛阳市公安局长对此案进行批示：伊川县公安局据《纪要》精神办理取保候审手续，限9月30日办妥。之后，伊川县公安局经多次做受害人工作后提出，一是吴留锁取保后无处安家，生活无着落，容易出现意外情况；二是，受害方曾扬言要对吴留锁进行报复；三是吴留锁曾流露出要报复办案的公安干警。由于以上三点致使吴留锁没有得到取保候审。

　　京华时报记者张淑玲文并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