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中文大学开死亡讲座：这一夜，我们直面生死(2)

　　如果我们不懂得死亡的意义，也就无法了解生命的意义

　　讲座还没开始时，4个撑着透明伞的学生走到广场中央站成一排，用英文清唱了一段《摇篮曲》。这是周保松的主意，“生和死都是生命中重要的时刻，既然今天的讲座要谈‘生命的终结’，那就让讲座从‘生命的开始’唱起吧”。

　　夹杂在雨声里的摇篮曲，并没有引起观众太大注意，以至于好几位去过现场的学生都记不起当时的曲调。可这段旋律却触动了即将准备演讲的关子尹，这位父亲曾常用德语唱着这首歌哄年幼的儿子入睡，但15年前，他的儿子因病去世。再次听到这首歌，他“差点哭出来”。

　　“死亡”这个沉重的话题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困扰着他，无从解脱。失去15岁的儿子以后，平日里被学生形容为“轻松可爱”的关子尹“差不多被摧毁了”。这位在德国哲学方面颇有建树的哲学家一度跑去开发电脑软件，主要研究康德的他也拒绝再开讲康德的课程，“因为整个心中容不下一个‘理’字”。《死亡与不朽》的主讲教授陶国璋曾邀请他来演讲，但关子尹“想了一个晚上，还是拒绝了”，因为“太沉重了”。

　　其实，即便教了20年的《死亡与不朽》，陶国璋也仍在学习如何理解并讲述“死亡”。还不满10岁的时候，他就患上肾病，“对死亡很敏感”，可尽管每个学期都开课面对死亡主题，他“还是会有一种陌生感”。

　　这也是让台下观众感到陌生的话题：年轻的学生“觉得死亡还很遥远”；在微博上看到预告就从深圳赶来的中年人，则急切地希望从中明白“如何克服对死亡的恐惧”；还有人在网上询问，“如何向孩子解释死亡这个概念”。

　　在这个下着雨的广场，台下坐着关子尹的妻子和女儿。关子尹要就“死亡”这个无法回避的话题公开演讲。

　　“我执教几十年，没试过在这样的情景下讲课。”61岁的教授抓着自己的讲稿，扭过头去停顿了一下，接着用颤抖的声音说：“但是各位盛情，我会尽最大的努力。”

　　那个能把复杂沉重的哲学话题讲得饶有趣味的老师回来了，他打算“不是只环绕个人感受去发挥，而是从学理上认真地向大家剖析死亡”。他事先准备了厚厚的讲义，一页页打印出来后用小夹子夹起，还用亮黄色的荧光笔在重点句子上做出标注。

　　他拿法国女作家波伏娃的小说故事举例，小说主角获得“不死之身”，从公元前一直活到20世纪，可免于死亡的他却“目光无神，对一切无动于衷”，因为“不能死，生命就成为了一项诅咒，没有寻求意义的任何冲动”。

　　“死亡非但不是生命的反面，而且是生的要素。”关子尹说，“正是由于‘死亡’的约束，生命才变得有限，人生中的一切取舍、抉择才变得珍贵，只有这样的生命才值得珍惜，才有价值”。

　　在雨里，校长沈祖尧站在最后一排，撑着伞听演讲。就任中大校长前，他曾是一名医生。2003年香港遭遇“非典”时，他所主管的科室接诊了第一例SARS确诊患者。在对抗那场夺走无数生命的疫病时，他亲历过许多真实的死亡。

　　“如果我们不懂得死亡的意义，也就无法了解生命的意义。”沈祖尧对中国青年报记者说：“作为医生，这件事对我也包含了更特别的含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