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极地科学工作者：探险为下一代

　　中新社香港3月5日电 题：香港极地科学工作者：探险为下一代

　　中新社记者 黎金良

　　1991年，李乐诗到南极途中遇上大风暴，船只一度被巨浪抛高20米，险象环生，当时她的本能并不是逃生，而是拿起相机记录海上实况，最后还攀上船顶层通讯房向香港传媒发放遇险的信息。

　　想起23年前的险象，眼前的李乐诗神色平淡，即使这是她探险生涯中最惊险的一幕。坐在中环的外国记者会餐厅内，李乐诗气定神闲的对记者说，当时已作最坏打算，“最多就是死，有什么可怕？”与其在船上等死，她宁望做一些有意义的事。

　　近30年来，李乐诗曾探险两极逾18次，并四度登上珠穆朗玛雪域，成为全球第一个踏足三极的香港女探险家，获得“香港雪地女王”的称号。

　　被问到是否一个很热爱探险的人，李乐诗第一反应就否定自己是一名探险家，“南极、北极没有险可探，我们穿的衣物厚，坐的船平安，有无线电通讯，有下午茶吃，有什么太大的险？我们只是去一处冷的地方工作。”这些年来，她一直积极推动极地考察和研究，并向香港学生宣传全球变暖对极地生态以至整个地球的影响。

　　说到梦想，她最希望在香港建一座气候变化博物馆，有一个平台可以教育下一代。但这个梦想一等就是26年，在去年12月才能实现。在那一刻，她难掩激动，在开幕致辞时一度感触硬咽。当时，记者亦在场，注意到这一幕。

　　这天，当记者再提起这一幕，李乐诗的情绪已回复平静。“早期香港人都会想，南极、北极白茫茫的，有什么好看？还要去这么多次。”由开始极地考察被嘲“不切实际”，到看到博物馆的落成，近30年的坚持让李乐诗觉得没有白费，“在那一刻，我的确有点激动。”

　　在没有博物馆之前，为了唤起大众关注全球暖化，李乐诗平均每年举行100场讲座，一天跑三场讲座也是很平常。她平时喜欢在中环的外国记者会准备讲座资料和阅读报章，不断更新最新的全球气候消息，这样可以减少她来回的时间。她也在这里与记者进行专访，在记者来之前她还在忙于整理资料和阅报。

　　经过多年的极地考察，李乐诗积累了4万多张珍贵图片、数百小时的影片。被问到何时再启程极地考察，她摇头说，整理这么多年的考察资料，已足够自己忙足余生。

　　眼前的李乐诗已年逾七旬，但说工作的艰辛，她马上就回了记者一句：“闲坐下来就最辛苦，有工作怎会辛苦。”在李乐诗身上，仍能看到少女时代的拼劲，“难度越高的工作，我就越兴奋。”

　　为了极地考察，李乐诗可以把自己两个物业卖丢。为了在极地拍到最好的照片，她用的胶片要最好的，甚至要厂里刚新鲜出来的，跑到美国去冲晒胶片，不计成本。

　　虽然豪气，但她在生活上却是十分节俭，她穿的鞋是破了再补，补了再穿，她也不介意回收朋友的二手衣物来穿。在访问当日，她的衣着也十分随意，外面只披了一件印有她创办的极地博物馆基金字样的外套。“你要我花钱在名牌，我不愿意。”在李乐诗的理财观念中，她觉得自己生命已进入倒数，资源应该留给地球。

　　2004年年初，李乐诗确诊患上第三期结肠癌，当时她就以为自己没命了。“推进手术室，我问医生，我有没有两年命？医生叫我放心。在手术室内，我想了想，两年可能做不完南极的工作，再问医生5年可不可以？”李乐诗是笑着跟记者讲述这段生死搏斗，面上没有流露出丝毫对死亡的恐惧。“当时我也确实很天真，但现在才发现，多了10年命也不够用。”

　　在未投入极地研究之前，李乐诗原本是一位广告设计师，也是画家、摄影师及作家。

　　“19岁那年，我踏足社会的第一份工作，就是在一间广告设计公司工作。”当时，李乐诗已是一个喜欢挑战的人，她挑了一间很有名气的广告公司去应征，并定下3年内要爬到最上层的目标。“我觉得自己的作品很好，所以我够胆去应征，当时是一个外国人面试我，看到我的作品，马上就请了我。”。说到这次见工的经历，李乐诗显得十分得意。

　　喜欢挑战难度，每天工作16小时，令李乐诗迅速在香港广告界打出名堂，未到30岁更开设自己的公司。1985年，李乐诗的广告公司负责承办中国国家南极地考察队在香港的第一次展览。就在事业如日中天之际，她放弃了个人事业，作为摄影师加入中国南极考察队。

　　“1986年去完南极回来，我又去了北极。与中国科考队员朝夕相处，看到他们那种无私、为国的精神，值得我惭愧。”由那时开始，李乐诗注意到全球暖化可能严重，令她觉得要放下一切，跟随中国科考队员一起极地考察。

　　“去极地不是一次两次就可以，也并不是一眼就能发现有什么变化，科学家要不断的累积数据，整理分析。”李乐诗最初以为用10年时间可以完成，但10年后才发现，全球暖化越来越严重，自己欲罢不能，已将生命交给地球。她所做的一切，就只希望下一代活得健康一点。(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