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咖们在香港书展上讲了些啥？（图）
7月21日，香港书展闭幕了。这个办了26届的书展，如今正变得日渐引人注目，成为香港这座城市的特殊节日。繁多的活动，周到的服务，优质的书籍，庞大的人群，层出不穷的阅读热点......许许多多的因素营造着一个城市的文化厚度，当年的“文化荒漠”如今早已有了自己的文化名片。
本届香港书展如此引人注目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各路文化名人会在此机会登台演讲，堪称书展“重头戏”。香港书展文化活动顾问团近年都要为书展推选一位年度作家，本届的年度作家为李欧梵。除了李欧梵，香港书展历年“群星璀璨”的名作家讲座系列也邀请到来自五湖四海的知名文化人。来自大陆的有迟子建、王跃文、周国平、张怡微、九夜茴、张嘉佳、余秀华等；香港文学奖双年奖”得主廖伟棠；还有台湾作家龙应台，海外华文作家查建英和李桑等。下面，请跟随我们的脚步，看看几位大咖的演讲都讲了些什么。
李欧梵：独特、多元、国际化 才是香港文化
每年香港书展最忙碌的除了主办方，就是年度作家。“年度作家”荣誉，是香港书展的例牌菜，更是重头戏。今年香港书展的“年度作家”授予了73岁的李欧梵教授，表扬他50多年来在文坛的杰出成就和贡献。主办方称李欧梵以严谨的治学态度、开放的处世心胸，走遍世界各地推动文学、音乐及电影等不同领域的文化研究。
谈“拒绝”领奖一事
李欧梵：想到自己不过写了两本小说，被称为“作家”似乎有点难为情吧？就想不如写电邮婉拒奖项。当我动手写邮件时，我太太说了一句话：“时代不断改变，作家的定义也不再片面，学者用真心写的文字亦有价值。”然后我想到自己虽非创作型写作者，但曾完成了大量杂文和评论，加上评论人与作家等多重身份，或许能引发多些人关心这个议题，激励不同类型的写作人吧？于是决定接受邀请，希望藉书展与公众深入探讨此话题。
谈“学者”与“作家”的关系
李欧梵：我在首场分享会上，从我个人的学者、文化人及业余文学爱好者的多重身份，切入话题。我举了唐朝的李白及杜甫的例子，指出古时知识分子未有“作家”称号，是五四运动时梁启超、鲁迅及严复等，想要通过小说、杂文及诗歌等作品，运用文字去为民请命后，才无意中助长了“作家”的出现，但他们的身份也不单一，因为以前生活环境艰难，他们为糊口也得同时兼顾写作与教学，像林语堂又是学者，又是作者，更是字典编写者，那种混杂性就非常有趣。
我觉得与其将写作人的身份画成等号，倒不如平等地用文字看待各人，去研究大家能归结出什么现象，似乎更加有意思，在我之前的五位年度作家，刘以鬯、西西、也斯、陈冠中、董启章，五个人五样写作风格五种身份，各自各精彩地丰富了文坛的多样性，是很值得开心的事。这也让我看到香港文化的可贵，正是出于一种宽大的混杂性。
谈香港文化
李欧梵：我对香港总有一种特别的情意，看世界、看文学、写东西，不管自不自觉，都从香港出发，几乎没有例外。在美国教中国当代文化时，也将香港放在第一位，中国文化我是从香港开始讲的。尽管当时和香港之间还隔几万里。
第一，香港文化要有自己的独特性。比如电影。香港是个影城，拍电影的人多，喜欢看电影的人多，写影评的人多，重视电影收藏。香港的电影节比上海的电影节好。这一点要保持下去，恢复当年的辉煌。
第二，香港文化应该多元、国际化。不止书展要国际化，整个城市都应该包容。而所谓的国际化，并非只是满口英文，美式崇拜。中国文化之所以博大精深就因包罗万象。偏见是危险的。我担心香港与多元化的国际背道而驰。香港多元文化少了，为什么？需要大家思考和反省。
人物链接:
李欧梵，香港中文大学教授，国际知名文化研究学者。1942年10月10日生于河南太康，毕业于台湾大学外文系，美国哈佛大学博士，香港科技大学人文荣誉博士，著名教授、作家、文化评论员。主要研究领域包括现代文学及文化研究、现代小说和中国电影。
蔡澜答听众提问为何成不了美食家：那是因为你们还不够努力
蔡澜在出席香港书展期间，为好友宣传新书，不忘批评香港取缔小吃大排档是非常不智的现象。
不论到何处吃喝玩乐，蔡澜都十分偏爱大排档。他羡慕日本有很多小贩在街上卖小吃，普普通通拉面做成了文化，但香港却对小吃大排档不论如何一概取缔，他指这是一种非常不智的现象。李桑则趁势邀请蔡澜去马来西亚，说马来西亚大排档多。
蔡澜和李桑两人的对话，自然是三句不离本行，两人聊到了许多旅游时的见闻。
蔡澜说，墨西哥人只有在有人去世的时候才放烟花爆竹，用来庆祝死者前往极乐世界。还有，在不丹是不能杀生，所吃的鸡鸭鱼肉都是从印度进口过来的。李桑则笑着回应：“反正谁杀的都行，只要不是我杀的就好了。”
蔡澜对不丹印象不算太好，“去那儿没有一样东西好吃。”而且，“唯一一条平坦的路就是飞机场的跑道。”
谈到马来西亚，蔡澜赞不绝口，他介绍，自己的第一次长途旅行就是跟朋友一起，从新加坡开车到马来西亚。“那里非常美”，他回忆。
谈到自己的家乡马来西亚，作为旅游达人的李桑向在场的观众介绍了当地一个比较冷门的旅游项目：捡榴莲——住在榴莲园里，半夜等榴莲熟了，跌落地面，然后游客就可丰收。
现场有听众提问：为什么我们也去了很多地方旅游，吃了很多东西，但我们却成不了大家呢？回答：那是因为你们还不够努力。
答毕，台下一片掌声。
在座谈会后的访问中，蔡澜对媒体谈起现在的网络词语“吃货”、“毒舌”，他表示不欣赏这类词汇，年轻人为什麽流行用这些词语来贬低自己？
谈到自己最喜欢的作家，他认为，香港有金庸就够了。
林夕：歌词是在旋律框架中的舞蹈
香港书展20日邀请到人称“夕爷”的著名填词人林夕，与一众乐迷分享他三十年“词海任我行”的创作经历。他把他的词海生涯划分为三个阶段，由一开始抱着要把歌词带入文学殿堂的幼稚想法，到踏入第二个十年得到成就后换来的迷失，以及后来学懂在旋律框架内，让歌词跳出一千种、甚至一万种精彩好看的舞蹈。林夕坦承，歌词是越写越难，所以要时刻提醒自己毋忘初衷，要写有意义的事，才有真正的生命力。
想把歌词带入文学殿堂
大学主修翻译的林夕，毕业后没有选择老师及翻译等“安全”职业，反而想成为填词人，于是想尽办法走入唱片公司或电台工作，就是为做填词人铺路。
他形容自己当初有如穿件睡衣进入歌词行业，以最舒适的状态，无拘无束地写最想写的歌词，“但我当时有一种抱负，希望可以凭我的歌词，令歌词进入文学殿堂。今时今日回想，觉得好幼稚，当年的我无需要执着歌词是否文学，不需要深耕细作，因为当有了功利心、有动机去写，歌词便会失去生命力。” 林夕犹记得，最初在词海乱游，第一首登上流行榜的歌，就是非常文学的《吸烟的女人》，可是迎来不少负面评价。经反省后，他终于明白，歌词跟现代诗不同，“歌词是要听的！因为歌词其实是文字与音乐的一场完美结合，是如鱼得水的婚姻。”
歌词纸上写“身价之作”四字
不甘心的他于是再创作两首“机心之作”，就是《别人的歌》和《传说》，“《别人的歌》讲夜店歌手，主要想引起监制及歌手的共鸣。《传说》则用文言文混搭白话文，写好后我更在纸上写上‘身价之作’四个大字，显示自己好值钱，证明自己懂得写大众共鸣的歌词。”果然这两首歌为林夕打响头炮，为了增加歌词在市场上的传唱度，他更醉心学习填写点题句(Hook Line)等技术，成为金句王。
踏入第二个十年，林夕引用“走过一个天堂少一个方向”的歌词来总结，正因为在市场上得到成功及满足感，他就如置身天堂，在自己舒适的地带有点迷失，“当逗留天堂一段时间，就会发现自己仍要找第二个天堂。”写惯了暗恋及表白等爱情题材，他开始想从爱情中观照生命的意义，想在不同的歌词题材中，写出一种哲理，“我希望可以将自己的作品归纳为哲理歌。”
歌词为旋律服务
这段期间，林夕曾把佛学放到歌词里，但出来的效果有如现成的“止痛药”，并未真正的疗伤，于是他走进词海的第三阶段，学习更多感动及感染别人的方法，“我到今时今日仍希望可以继续写词写得聪明些、立体些，大前提是要先认识世界比较立体的面目。”
走过逾三十年的词海，林夕深深领悟到歌词必须为旋律服务，旋律的长短及情绪，给了歌词一个框架，“所以要学懂在框架内训练自己的联想能力，让歌词被扣上脚镣后，仍可跳出一场接一场好看的舞蹈。”
侯孝贤：在观众和评审之间他选择“自己”
挟着法国康城影展最佳导演的光环，台湾导演侯孝贤19日现身香港书展，就新作《刺客聂隐娘》(以下简称《聂隐娘》)举办讲座。
追问他心中的“侠”是什么，侯孝贤答，就像李白诗中所言，“银鞍照白马，飒沓如流星。十步杀一人，千里不留行。”
这是侯孝贤做导演30多年来，首次执导武侠片。《聂隐娘》制作费高达1亿港币，是制作成本最高的侯孝贤电影。看过的人评价，影片从剧本、镜头运用、取景、色调和对白，无一不体现侯氏美学风格，据说主人公聂隐娘一共只有9句台词，叫人担心影片不易观赏，须知侯孝贤过往的作品大多叫好不叫座。
问他更看重观众还是专家评审的评价，他不假思索地回答：“自己。”他说，所有事都要面对自己，“好坏你自己清楚”。
关于标志性的长镜头，侯孝贤化专业为调侃，“你看我的片子，突然这场戏没了，因为不好拿掉了。怎麽连呢？还不是接别场戏的镜头。这样看起来就很跳，虽然怪，但非常特别，那就变成风格了嘛！对不对？”
《聂隐娘》将于8月27日在内地和香港同步上映，台湾再迟一天。侯孝贤泰然地说，“我把唐朝算拍得不错，唐朝不好拍，自己感觉整个画面OK。还是那句话，我没办法为了票房去拍。”
从1980年执导至今，他好像从未想过取悦谁、迎合谁。
有影评人问侯孝贤：“《聂隐娘》是拍你自己吗？”他借用片中一句台词回答：“一个人，没有同类。”无论是聂隐娘，还是侯孝贤，乃至舒淇，这句话都适用。
(综合自晶报、橙新闻、深圳特区报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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