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媒：“白宫新一代”登上美国外交舞台(2)

　　“奥巴马族”走上决策前台

　　依据曼的叙述，一些高级顾问，如奥巴马的第一任国家安全顾问詹姆斯·琼斯和国务卿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在接任之初“发现他们在政府中的影响力并不如他们的头衔及公众角色所意味的那样大”。在与希拉里和国防部长罗伯特·盖茨等顾问会谈前后，奥巴马经常会与包括他在担任参议员时结交的本·罗兹、马克·利珀特和丹尼斯·麦克多诺等在内的核心助手圈协商。“他通常与这些助手们一起做出最终决策，有时由这些助手告知国务院或国防部的官员们，奥巴马想要什么或做出了什么决定”。

　　这些“奥巴马族”(曼有些尴尬地称呼他们)常常有意地把自己视为“美国外交政策的新一代”。曼写道，他们通常属于“后婴儿潮”一代。这一代人把越战看作既定历史，“这一事件既没有像对上世纪70年代自由主义的民主党那样，在他们心中产生一种对海外介入以及使用武力的紧张和犹豫感；也没有像对上世纪90年代的民主党那样，在他们心中引起一种需要克服越战反战遗产的认识”。

　　曼说，虽然克林顿时期的民主党人记得，在冷战时期的一系列选举中，该党被抨击为“不够鹰派”，更年轻的“奥巴马族”却更倾向于担忧“2002综合征”——伊拉克战争前夕，民主党领导人如乔·拜登、约翰·克里、希拉里及约翰·爱德华兹等议员均投票赞成乔治·W·布什总统在伊拉克动武的请求。

　　束缚过多难有重大突破

　　据曼说，“奥巴马族”将自己宣传为与不同的世界打交道的新一代。他说，尽管他们有一些大致的想法(如加快阿富汗战争的步伐以及试图与伊朗展开新的对话)，但并没有很多详细明确的政策举措。他写道： “因为奥巴马族的执政经验太少，他们必须依赖别人的帮助和建议。他们会需要克林顿政府的资深人士，以及一些来自如中情局与国防部等政府官僚机构的老手。奥巴马族缺乏经验以及对别人的依赖束缚了他们带来改变的能力。”

　　就这一方面而言，曼认为2008年竞选带来的更多是风格、措辞以及感觉上的改变，而不是外交政策上的实质改变。曼声称，“的确，在本书中，几乎每一位来自奥巴马政府的受访者都承认，在布什的两届任期中，很多政策领域有了相当大的改变”(当时，国务卿赖斯及国防部长盖茨较为务实的观点战胜了副总统迪克·切尼与前国防部长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等强硬派的观点)，“而事实上从布什执政后期到奥巴马执政时期，改变没有那么显著”：例如，奥巴马政府“决定维持或在某些情况下扩大从布什政府沿袭的反恐项目中的许多部分”：除了增加使用无人机袭击和定点清除手段之外(包括去年海豹突击队击毙乌萨马·本·拉丹的行动)，还有保留中情局的引渡计划，以及接受并永久延续“对据信为特别危险的恐怖分子实行无审讯无判决的无限期羁押的做法”。

　　曼对这些做法得以继续下去的原因与过程并未作出非常详细目：有说服力的解释。而且在这本书中，他不时采取一些令人怀疑的概括性说法(例如“共和党一直以来倾向于要么是大型短期战争，要么就一场战争也没有”)。但是总体上，《奥巴马族》为读者简明、深刻地全面评述了奥巴马迄今为止的外交政策——曼认为，外交政策比国内政策能更好地帮助人们认识总统及其思想，因为国会对外交政策的监管不会像其对税收、预算和医保等国内政策的监管那样严格。

　　曼总结道， “除了在关闭关塔那摩问题上受到的阻碍之外，在其他方面：关于伊拉克和阿富汗，针对伊朗和中国的政策，无人机袭击，杀死乌萨马·本·拉丹，让胡斯尼·穆巴拉克放弃在埃及的权力，介入利比亚等等，所有这一切的成功与失败都是由奥巴马说了算”。(作者 角谷美智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