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欺凌根在日本文化糟粕 “宿命论”系祸首

　　今年7月17日，一名少女在街头向日本名古屋市市长河村隆之哭诉，说校园欺凌让她身心俱损，一度想到要自杀。

　　“小学的时候，经常会有人跟我说‘去死吧！’当时也曾想过自杀。”这名女孩说，“虽然当时告诉了学校，但并没有得到很好的回复。”

　　让河村隆之深感不安的是，在他治下的校园欺凌现象并非个案，此前不久，该市一名初二男生因遭同学欺凌跳楼自杀。

　　据日本媒体报道，近年来，校园欺凌现象在日本愈演愈烈，每年都有不少学生为此身心受伤害，不去上学、性格变异甚至选择自杀。

　　有分析认为，日本的“宿命论”和触屏时代引发的新文化“双剑合璧”，加重了校园欺凌问题的“白热化”。某些学校家长的“视若无睹”，让受害的孩子们陷入了绝望。

　　欺凌引起的自杀

　　校园生活给很多人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但在部分日本学生的记忆里，校园就像一个可怕的熔炉，他们由此生活在恐惧的世界里。这种恐惧往往就来自于校园欺凌。

　　2006年10月11日，日本一名13岁的男生因不堪忍受在学校受到的欺凌，在家中上吊自杀。警方在调查中发现，这名男生在学校里饱受同学欺侮，甚至连老师也在课堂上戏弄他。就在他自杀前1个小时，还有一伙同学在厕所里试图扒下他的裤子。

　　受欺辱的男生觉得求助是一件丢人的事情，他在遗书中写道：“我总被他们欺负，这使我无法忍受。”

　　在这名男生之前，还有一名12岁女生因在学校遭到欺负而自杀。事发后，女生的父母打算状告政府。他们的律师树神佑二说：“以大欺小、以强凌弱的现象世界上普遍存在，然而在日本尤其严重。这已经成为了一种长期的、反人性的不良风气。”

　　去年9月，兵库县一名高二学生在被欺凌自杀后，学校召开全校大会，校长在大会上谢罪。

　　自杀学生的父母找到了其他学生教唆其儿子自杀的信件，要求学校就此展开调查。校方虽承认确实有欺凌事件，但并没有详细说明。

　　据自杀学生的同学反映，该学生“被称为害虫”、“被要求吃掉像蚊子一样的东西”。

　　根据日本文部科学省公布的数据，自2012年4月起，仅半年的时间里，日本各类学校共计发生校园欺凌事件14400起，已超过2011年度全年校园欺凌事件总数的2倍，其中造成人身重大安全威胁的案件达278件。而校园欺凌问题也引发了部分学生不堪忍受欺凌选择自杀的恶性事件。

　　学校家长“视若无睹”

　　正如向河村隆之哭诉的少女所说，日本学生在遭受欺凌时，教师与校方坐视不管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有调查显示，将近70%的老师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处理校园欺凌事件。他们表示，由于教职员工的短缺，教育部门的会议，备课工作使得教师没有足够的时间精力处理欺凌等事件。

　　但这些说辞，更像是免责的借口。事实是，在一些老师看来，怀疑某人欺凌学生，是对人权的侵犯。同样，主动询问学生是否遭到欺凌，不仅会使受害者心理上感到伤害，也会使自己失去信任。

　　考虑到这些，即使学生反馈欺凌现象，许多教师也只是将其视为同学间的打闹，小施惩戒了事。如果有严重的情况出现，大多也只是出面向受害方道歉。所以有分析人士认为，对于学生受欺凌甚至自杀事件的态度，与其说是校方与教师的“无能为力”，不如说是“视若无睹”。

　　当然，学生的家长和监护人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日本的很多父母都认为，遭到欺负几乎是每个人在少年时代都不能避免的，而过度保护他们只会让孩子在困难面前懦弱胆小。因此，家长并没有足够重视孩子的变化，或者低估了孩子遭到的欺凌的严重性。许多家长在孩子自杀，并留下遗书，说明自己因不堪忍受欺凌才离开人世时，才追悔莫及。

　　“宿命论”是罪魁祸首

　　无法扼杀欺凌的背后，往往还有日本文化的因素。

　　相关专家表示，日本传统文化和触屏时代的新文化造成日本校园欺凌现象连年“延续不断”，形式“八仙过海”——既有肢体的硬欺凌，也有内心的软欺凌。如孤立与无视、奴役与欺负、威胁与排挤、捉弄与嘲笑。

　　厦门大学日本文化学者黄少光认为，日本无法扼杀欺凌的背后是日本社会的传统思想在作祟——日本人的思想中，比较看重宿命论，它教化人们心甘情愿地接受外界苦难。

　　“日本人的性格中有一种忍耐文化，让很多被欺凌的受害者不去反抗。”黄少光说。

　　日语中有一个词叫“我慢”，意思就是忍受、忍耐，属于禅宗术语。在日本人的日常生活中，经常能听到“请我慢”的声音。日本有一个故事，说有一只杜鹃鸟不叫，织田信长说：“杜鹃鸟你不叫，我就杀了你。”而丰臣秀吉则说：“杜鹃鸟你不叫，我就逗你叫。”但德川家康却说：“杜鹃鸟你不叫，我就等你叫。”最后德川家康统一了日本，被认为是忍耐帮了其大忙。

　　厦门大学教育学博士吴光辉则认为，日本社会的超稳定结构也是欺凌现象的一个诱因。日本是一个等级森严的国度，也是一个崇尚强者的社会。从学校教育开始，强者从小就处于强势，弱者从小就认命，或宁愿自杀也不反抗，即一种“弱肉强食”的等级关系，在岛国日本更容易成为“模式固见”的框架。这种框架不容易破碎，并被带入成人社会，进而影响下一代人。

　　触屏时代的副作用

　　作为随着日本经济腾飞成长起来的日本80后，现在就读于清华大学的松原乔认为，日本社会的手机文化无处不在，在成为青少年交流的重要渠道的同时，也成为助长“校园欺凌剧”的推手。

　　观众在日剧中能经常看到这样的场景——一个受欺凌学生的手机上经常会蹦出来大大的“去死吧！”这三个字。这样的事情，只是一两次的话也罢，但如果是经常性地、突如其来地收到这样的短信，相信每个人都会“不寒而栗”。长期受到如此精神折磨的学生，自杀的概率也就大大增加。

　　“利用手机发布恶意信息或对受欺凌者进行恶意话语轰炸，甚至拉帮结派，对受欺凌者进行集体攻击，已经成为越来越多的‘强者’的伎俩。”松原乔说。

　　“有些学生或许抱着我不跟着欺负人，我就会被欺负的心理，加入欺凌者的行列。”吴光辉说，“这是集体主义的一种消极表现，但却增加了校园欺凌现象发生的可能性。”

　　在长期研究日本影视剧的香港大学吴咏梅博士看来，日本媒体渲染的叛逆、自私、暴力等内容，容易给在校学生传递一种错误的信息，即把叛逆、自私和暴力当作潮流，进而模仿那些欺凌手法。

　　对此，日本近两年尝试多方面的努力，谋求解决此类校园欺凌问题。例如，去年8月，文部省开始设置儿童安全对策支援室；今年5月又明确要加强学校与警方的合作。除此之外，以法律形式规定学校、地方政府和警方三方联手应对校园欺凌的《欺凌防止对策推进法》也于6月21日在日本参院全体会议获得通过。(记者 张京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