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0年前中日“破冰船”载二战中国死难者遗骨归国

　　今年，是日本人发起的二战中国死难者遗骨归国60周年。

　　60年前，有一艘轮船，从日本驶向中国。

　　“1953年，就是在这个季节，船出港了。”2013年7月，在东京，一位瘦削的白发老人喃喃地对十多名中国青年说道。

　　很多人不知道，在新中国和日本的外交史上，这艘船有着破冰的地位。

　　中国死难者遗骨挖掘运动

　　老人名叫町田忠昭，生于1928年1月26日。今年94岁的他，是当年运动的亲历者。

　　骆勐是十多名中国青年之一。他的外曾祖父的骨灰，就曾被町田老先生恭恭敬敬地搬运过。

　　侵华战争期间，日本军国主义政府及企业，抓捕了超过4万名中国平民及抗日力量，到日本从事集中营式的残酷劳动。其间，日本多地形成了埋葬死难中国及朝鲜劳工的万人坑。骆勐的外曾祖父，就是被抓到日本，在日本秋田县的花冈矿山被迫害致死。

　　从1949年夏天开始，在大馆市的花冈矿山，中国遇难者的遗骨陆续被发现。随后，日本多地均发现了万人坑。最早的发掘者是住在花冈的朝鲜人金一秀。在他的带动下，日本各地华人和日本友人也发起了遗骨发掘运动。

　　1950年11月，花冈矿山416名中国殉难者的骨灰，被送到东京。人们在东京浅草地区的本愿寺举行了追悼仪式。

　　“那是史上第一次为中国死难劳工举行的追悼会。”70多岁的亲历者、华侨林伯辉老先生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寺里的警察有300多名，外面还站了400多名，可以想见当时的紧张状态。在新中国和日本还未建交、冷战将要开始的恐怖气氛下，他们坚持为中国人祈祷。”

　　所有死难者的骨灰，都放在东京的枣寺。

　　这座寺院也和中国深深结缘。菅原惠庆住持曾到中国的净土宗名寺——玄中寺拜访。当时的玄中寺已经荒废，只有一棵枣树。于是惠庆住持就把枣树的种子带回日本。他请日本画家横山大观来画这棵枣树，横山大观说：“它可以作为中日友谊的桥梁，你们寺就叫枣寺。”

　　当时经历战火的寺院只有三间房。一间做客厅，一间做佛堂，另一间就摆放着几百个骨灰盒，住持菅原惠庆就睡在骨灰盒边上。“当时骨灰盒大约占据了整个房间的一半。”町田老先生回忆说。

　　从1952年开始直到今天，枣寺的三任住持都坚持每天为中国死难者祈祷。

　　2013年7月2日，中日友人聚集在枣寺，举行追悼大会。

　　中国劳工遗属吕满云说：“每当我们来到枣寺，站在这里，我们的心情是无法平静的。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旅日华侨和日本友人冒着生命危险，寻找日本各地散落的中国人遗骨，并将他们的骨灰送回到祖国。”

　　中国死难者的牌位，一直安放在佛堂左侧的佛龛上。牌位是中空的，里面装着416个死难中国同胞的名字。穿着僧袍的现任住持把牌位的顶盖拿掉，一倒，8块跨越60年的木片就落在眼前。

　　“写上所有劳工名字的，是枣寺现任住持的母亲，也就是惠庆住持的女儿。当年，在天天被日本特务跟踪的情况下，她还能静下心来，写下了每个人的名字。”林伯辉说。

　　骆勐的母亲杨静，第一次来枣寺祭拜时，也来寻找过木片。当住持打开牌位时，映入眼帘的第一个名字就是她自己的祖父。杨静震惊，痛哭倒地。

　　1953年2月17日，中国人俘虏殉难者慰灵实行委员会成立了。自此，遗骨送还运动正式展开了。

　　来之不易的第一艘船

　　1953年，时年25岁的町田忠昭还是早稻田大学文学系的一名学生。

　　他在大学里没有结识中国朋友，原本也不了解中国受害者的真相。在日本著名反战领袖鹿地亘的影响下，他加入了遗骨送还运动。

　　日本进步作家鹿地亘和他的夫人池田幸子，抗日战争时在重庆发起成立了“在华日本人反战同盟”。他们是鲁迅的至交，和宋庆龄也有交往。

　　“因为当时中日还没建交，日本政府就不同意送还遗骨。我们年轻人就打算带着骨灰一起在日本国会前静坐。”町田忠昭说。

　　但是，菅原惠庆主持坚持不肯把骨灰交给町田忠昭这样的抗议示威者。“因为住持说，决不能让死难者的骨灰被政治利用。最后是，中日年轻人一起在日本国会前静坐了一夜。”

　　1953年6月，日本政府终于批准将死难者遗骨送还中国。

　　1953年6月19日，町田忠昭和两名同伴起了大早。他们肩负着搬运遗骨的重任。

　　“我把骨灰小心翼翼拿到房间门口，另一个人把骨灰搬到车前，再一个人搬上车。从日本的习惯来说，抬骨灰的必须是亲人，但我当时也感到中国人非常亲切。60多年了，我现在依然这么觉得。”町田忠昭老人笑着说。

　　当时，551位死难者的骨灰盒装满了人们好不容易找来的三辆车，运到了东京火车站。

　　但现场的情况让町田他们大吃一惊。

　　“日本战败，东京又经历了空袭，火车站破破烂烂的，很多客运、货运列车都烧掉了，所以坐火车是很不容易的。日本政府以此为理由，打算把中国死难者骨灰装到货车里。

　　“当时看到这个情况，无论日本人还是中国人都很气愤：你们太失礼了。”

　　从19日晚上8时到第二天凌晨3时，义愤的人群一直在车站抗议。“当时找客车很不容易。但铁路的工会也全面支持，最后不知从哪里，找到了一列客运列车。”

　　终于，劳工骨灰“坐”上了客车，到了京都的舞鹤港。

　　目送列车开出的町田，以为自己的“战斗”到此结束了，没想到只是开始。

　　“当时，在舞鹤港，遗骨和护送团将坐信安丸号船去中国。当时正处于朝鲜战争时期，台湾国民党政府发出声明：如果护送团里的中国青年和骨灰同船回中国，他们将把船击沉。”

　　事发突然，信安丸号只好停在了原地。

　　据町田回忆，同行的还有日本红十字会等团体，他们也害怕有生命危险，想说服中国青年不要随船前往，但爱国青年坚决反对：“如果要炸我们的船，我们要跟骨灰一起死在海上。”

　　于是，6月20日，中国青年开始静坐，要求登船。“日本各地的广播、新闻都在播报，甚至都不报朝鲜战争的新闻了，遗骨送还运动成了大事。”

　　在东京的町田也听到了广播。当时，日本很多年轻人都跑到港口，声援中国青年。“从东京去那里，来回车票要1000日元，但当时我们学生，连100元都拿不出来。最后，好多朋友连饭都不吃，大家一起凑了2000元，最后我和另一个同学去了。”

　　静坐坚持了整整7天。当时正值酷暑。天气闷热，不断有人中暑倒下。

　　“到了6月27日，我们差不多快到极限了。这时候斗争才成功了。”

　　这是历史性的一刻。

　　1953年7月，载着数百名中国死难者骨灰的信安丸号驶出港口。

　　“1953年7月2日，第一批骨灰送还团出发了。18个成员里有10名日本人，1名朝鲜人，7名中国人。”在2013年7月2日的追悼会上，日中友好宗教者恳话会会长持田日勇回忆说。

　　“日中友好宗教者恳话会”成立于1967年5月，他们多次收集并送还中国二战期间在日死难劳工的遗骨，曾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赞扬。

　　为了安全起见，遗骨和护送团的中国青年还是“兵分两路”。中国青年直奔天津，而死难者遗骨则是送到神户港，延后几天后才由“黑潮丸”号送到天津。

　　7月7日，“黑潮丸”号轮船抵达天津塘沽港。港口接还骨灰的，是著名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廖承志。当月，他被选为团中央书记处书记、全国青联主席。在现在天津的抗日殉难烈士纪念馆里，还保存着当年廖承志先生手抱劳工骨灰的历史性照片。

　　多年后，骆勐的外曾祖母终于收到了过世丈夫的骨灰，当时就昏倒了。醒来时，一边耳朵就失聪了。

　　据持田日勇回顾，到1964年，总共有9批遗骨送还团从日本出发，共送还了大约3000多具遗骨。由于许多死难者被埋在一起，难以准确统计人数。

　　有一次送还遗骨，是由菅原惠庆住持护送的。住持登上了天安门城楼，和毛泽东主席见了面。

　　“毛主席对我祖父说：你为了送还中国人遗骨非常辛苦，我们想答谢，送什么好？我祖父就说：不需要送什么，但是我们信佛教的净土宗，贵国的玄中寺现在荒废得不成样，希望中方修缮恢复寺庙。毛主席爽快答应了，才有了今天的玄中寺。”枣寺现任住持告诉中国青年报记者。

　　这座寺院实践了画家的预言，成为了“中日友好的桥梁”。在枣寺的墙上，就挂着著名佛教领袖、书法家赵朴初给惠庆住持的亲笔信。

　　惠庆住持给3个儿子起的名字，连起来就是“玄中寺”。他去世时，遗愿是“把骨灰埋在能看到玄中寺全景的地方”。枣寺把遗愿告诉了中国佛教协会，“在中方的帮助下，惠庆住持终于埋在了玄中寺山上。”

　　2009年，在东京举行的中国被强征劳工死难者追悼慰灵活动上，时任中国驻日大使的崔天凯出席活动。

　　崔天凯大使在致辞中说：“数十年来，以日中友好宗教者恳话会合中国被强征劳工死难者共同慰灵执委会为代表，广大日本友人和在日华侨怀着道义与良知，为搜寻、挖掘和送还死难劳工遗骨付出了巨大的心血。这一义举曾受到周恩来总理的高度评价。”